习近平连续释放信号 强力启动香港“二次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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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22日,习近平抵达广东省,展开被称为他在任内第二次“南巡”的旅程,释放了诸多信号。已经施工8年有余的“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大约在一个月前的9月23日,将香港纳入中国高铁网络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再约一个月前的9月初,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制度付诸实施。“粤港澳大湾区”的概念得以迅速落实和推进,香港的命运也越来越与中国其他地区捆绑联结在一起。

弹指一挥间,“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已经在香港实践了20余年。这期间,很多人疑惑着,忧虑着,甚至是恐惧着,似乎在等待邓小平“50年不变”的最后时刻,又似乎更愿意在大限到来前自寻出路。于是对抗出现了、港独甚嚣了、城邦论兴起了。乱局之下,人们开始扪心自问:这样的香港,真的是700多万港人想要的吗?

围绕香港二次命运探讨,尤其是如何接续着邓时代的一次回归,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人心回归,本刊记者采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很多港人担心在进一步融合过程中自我独立性消失,被内地彻底同化,故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等消极悲观,可忽略了这背后其实有着更为长远的战略考量。本次采访由两篇文章组成,下文为第二篇,上篇为《习近平主持港珠澳大桥通车仪式 扩大版深圳特区更进一步》

多维:香港回归20多年来,出现过很多问题和挑战。很多人认为之前的“回归”是失败的,所以需要继续进行政策调整。您怎么看?

田飞龙:香港“一次回归”不能说失败,而是取得了阶段性成就。因为在邓小平时代规划“一国两制”的发展,不可能穷尽“一国两制”后来遇到的所有情况跟目标。他只能打开一个框架和基础,提供“一国两制”作为一个思考应对未来新问题新危机的一个方法论的框架。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既是制度本体,因为它有具体的香港基本法的框架;同时也是一种制度的方法论,在框架如果没有提供明确规则跟答案的时候,可以借助“一国两制”的方法,借助香港利益跟国家利益要互利共赢的方法求解新的答案。应该说在“一国两制”的一期工程,或者叫一次回归主要以主权回归跟基本法框架下的相对粗放的治理作为内容的,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而且,“一国两制”在政治上保证了中国的主权与安全,以及香港的高度自治。香港的法治也并没有丧失权威性。

在经济上,香港的经济发展,在发达经济体当中还是中高速的增长。尽管香港这些年对国家的经济贡献实际能力在下降,但它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对于中国的引进外资、技术以及内资企业到到港上市的融资,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帮助中国冲过了现代化第一个关口。

习与邓之间的关于“一国两制”的回应和解答并非“否定”或者“另起炉灶”,还是在“一国两制”的科学方法论范畴之内,面对新的问题处境,给出这个回答。这个回答是符合邓小平“一国两制”设计初衷的。

香港生存环境逼仄,形成了特殊的政治形态(图源:Reuters)

“一国两制”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现代化、国际化整体战略的一部分,它包含了一种内核非常坚硬的国家理性。国家理性就是,国家对香港非常规的授权,不是按照一个主权国家,以中央跟地方关系分权基本模式来授权的。通过非常规的授权,所要获得的国家理性目标就是香港对国家的发展有持续的贡献力。国家对香港有非常规授权与香港对国家的持续贡献力理性结合。

多维:港人的担忧和恐惧不难理解,习近平的战略考量可能很多港人也没有读懂,所以在身份认同尤其是人心回归上,北京一直很头疼。

田飞龙:身份认同方面中央政府在加快进行政治上的配置,包括取消就业证,发放居住证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据我所知,中央还在研究,至少在大湾区规划里面尝试提出让港澳居民在大湾区能够参加国家治理体系,去同等的担任企事业单位跟政府机关的公务员,依法平等报考公务员,这其实是反映出来“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居民作为中国公民这个身份具体的权能,权力内涵越来越通过具体的制度跟政策体现出来,越来越多的港澳居民利用、运用国家政策的框架,去获取这些身份,他们本身的身份认同的结构会发生变化,他们逐渐打破原来局限本土的认识,在湾区这样浓缩的“一国两制”的制度示范区里面寻找新的身份。如果能够在香港、澳门之上去认同湾区,就相当接近认同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港澳居民国家认同、身份认同,身份再建构的一次实验,意义确实非常重大。

中国的继续强大,让香港对整个国家的依赖性增强,融合成为主题。这个过程蛮考验中央智慧、定力,以及对“一国两制”辩证法的微妙把握。如果政策失当,对“一国两制”中两制之间的差异性跟张力处置得不够智慧,可能不仅收不到融合效果,还会带来很多制度之间的摩擦,以及族群、人员之间的误会冲突。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矫枉过正。

多维:而且相较于自上而下的一次回归,香港的二次回归更多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因为人心回归无法通过行政手段解决,只能依靠一个个具体的人来实践,港人因此也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田飞龙:对,一次回归当中主要的制度框架跟功能的设定是受制于国际关系跟国家主权决断,香港人只是在适应回归框架。二次回归,现在香港人更多有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意识,更多作为国家一分子的责任感去主动的思考在寻求这种改变,应该说在“一国两制”的基本法之下,香港在回答二次回归一些结构性政治性问题上面有更多的主体责任,有更多的主动权。

具体来说,二次回归其实可以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解决在一次回归当中没有解决的国家认同跟国家建构的问题,香港人跟香港社会更加紧密的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一部分,就是国家建构的问题,这在一次回归里面没有凸显,甚至是被相对边缘化了。

第二个层面就是二次回归还是中国式全球化的间隔过程,香港所回到的,不仅仅是作为民主国家的中国,香港所回到的还是提供新的全球化框架下的中国,这样的话就使得香港本身角色其实可以做多元的实验,既要成为国民、国民国家的地方性的区域,又要成为中国式全球化的一个独特的战略杠杆和制度杠杆,也要成为中国粤港澳大湾区进行样本实验的时候的驱动力。

多维:你提到一次回归的局限性,其实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与检验,“一国两制”这一制度设计本身也到了再反思、再认识的时候了。在你看来,各方该如何站在矛盾之上而不是矛盾之中来理解“一国两制”以及香港的“二次回归”?

田飞龙:如果说一次回归是以一种接近井水不犯河水的方式共存共融的话,那么二次回归是通过融合发展的方式,对民族国家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它不再是一个隔离,而是一个融合,这是巨大的变化。“一国两制”当中一国与两制之间的关系,它的侧重点在不同阶段是有一定差异的,原来的隔离对于内地跟香港都是一种保护性的安排,今天如果再隔离的话,反而损害到香港同胞在内地求学、就业、创业正当合法的权益,而且也妨碍到香港参与主导经济战略去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一国两制”内部实现重心的转移,由隔离共存变成融合发展。

这是经济融合发展带来的是身份上的合而为一,由原来比较凸现香港本地身份,本地人认同、国际认同开始强调国家认同,国民身份,公民身份,这其实也体现了在二次回归当中突破纯粹经济意义上的互利,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在制度上,在政治、法律身份上建构香港居民与国家之间命运共同体,使香港居民牢固的、坚定的转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多元族群的一部分。这个过程当中尽管是借助了经济融合跟发展利益,但最终实现或者国家有非常明确意愿实现对香港国民身份的再造,将一期工程当中没有完成的国家建构的部分,补齐并完成。

多维:邓小平曾提出的“50年不变”的说法,被很多人奉为圭臬。那么,现今的一系列治港政策举措,与“50年不变”的说法是否有冲突?

田飞龙:香港人需要改变对邓小平曾说的“50年不变”的理解方式。原来理解方式是香港站在很高的代表国际化先进水平的位置,认为50年不变是低就高的不变,是大陆要变成香港,所以香港不变。但实际上事件历史的发展却呈现出一种不同的走向,中国代表一种东方文明重新构成一种东西方关系,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发展回答了更完美的全球化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动态平衡地、创造性地发现“50年不变”的观念,不是静态从A到B,或者B到A的一种跳跃式的观念。

“50年不变”是大陆跟香港相互走近,走到一个新的第三方位置的过程,以适应50年不变以后的将来的状态。粤港澳大湾区就提供一个共同发现、共同创造、共同建构2047年以后状态的契机。整个制度模式跟生活方式的创造都是在“一国两制”之下,在“一国两制”的方法论之下发挥双方的主动性、创造性,去实验去试错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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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青苹 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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