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者解读边疆:民族自治制度“急转弯”会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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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边疆在中共治国理政议程中的分量似乎越发吃重。

北京时间11月21日,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召开了第四届中国边疆学理论创新与发展高层学术会议。据与会者透露,这类活动得到中宣部方面的推动,有意于借此建立一套关于边疆治理的更有效的理论供给体系、形成一门新的学科——边疆学,并与中国其他组织部门如新成立的文化部进行必要的知识普及与工作配合。

当天与会学者研究领域极其广泛,囊括大量中国热门时政议题,例如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民族问题等。这些可能都会被归入“边疆学”的范畴。而“边疆学”的升温,可能也因应于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反映出该国国内矛盾的转移,以及中共治国侧重的某种调整。

中共军队进入西藏之前,当地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奴隶制度(图源:VCG)

中国边疆存在4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省级地区,有14个临海的地方板块(包括香港、澳门),而陆地与他国相邻的省级地区有9个。其中远离中国平原的部分地区,生活着一些“少数民族”,形成一些稍异于汉族地区的文化氛围,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过,位于中国版图内陆的宁夏,也实行了这项制度。

近年来,中国民族方面的问题明显增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受到质疑。

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大正被视为中国边疆学术研究的权威。他在会场里说,“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虽然从历史上来说有羁縻制度的影子,从现代史来看有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子,但是又不完全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能动,《宪法》上是有规定的,动了的话是‘急转弯’要‘翻车’的。但是(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与现在不一样。在执行的过程中,民族区域自治过多地强调了民族因素,忽视了区域因素,很多问题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马大正还表示,“我有一个比方,在跟中央领导讲课的时候也提过,民族区域自治算是一个瓶子,瓶子里面装什么水,是可以调的。政策是人定的。”

一位在场学者提到了在中国比较敏感西藏问题称,“建立民族国家的理想是什么?从分裂主义的立场来看,好像只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才能把他们的文化保存下来。”

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周建新在演讲中表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one nation,one state’,是西方创造的一个概念。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绝对实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的理想彻底破产了。“

他还指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所有的王朝时代,都是多民族结构,没有出现过要建立自我统治的意识。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那些统治者从来没有想到要自己统治自己,都是想着一定要统治别人。在他们的意识里,那些做奴隶的不属于他们的群体。这是一种多元结构的民族文化。”

周建新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封闭式治理理念,而且是以民族为单位进行区隔。”他所展示的一张PPT图片显示,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演进,人类社会的封闭程度持续走高,1648年10月24日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达到顶点。不过很快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人类社会的封闭程度却又呈下降趋势,以1985年6月14日西欧五国签订《申根协定》取消共同边界检查为标志。

如今,全世界普遍的跨国而居的基于文化和民族的群体已经出现。“跨国主义”对民族国家是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突破或穿越民族国家界线,就是要将“全球社会”连接起来,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另外,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许建英的演讲聚焦于当下最热的新疆议题,将其与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联系起来进行阐述。

他认为,中国新疆位于亚欧大陆内部,受到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的交互影响,内部情况非常丰富和复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中指称中国的崛起将挑战全球秩序,因而在中国一直受到批评。不过,无论其关于中国崛起对全球秩序影响的预测是否成真,新疆近年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事件,似乎确实印证了其“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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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青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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