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铁幕下的“中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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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学”包含一些核心的话题,诸如“中共政权是否是中国专制王朝的翻版”、“中共精英政治的优劣”、“中共能否通过集权模式带领中国实现现代性”等等,都是亟待解答的问题。可以说,“中共学”并非一门“拍马屁”的学科,而是一个历史学或者政治学学者,在研究人类政治发展道路时,考虑中共有没有给世界提供另外一种方案可能性的学科。

日前,一则报道令海内外媒体感到意外——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邀请进行访华的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日前在中国四川大学演讲时说,马克思主义曾经给东德和东欧带来浩劫

演讲中,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表示,德国和中国人不但对一些眼前的问题有不同观点,对历史和知识分子思想的看法也有分歧。他说,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理论上。他说:“我们德国人在想到马克思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在他的名字之下的马克思主义为东德和东欧所带来的浩劫,和铁幕之下那段压抑的历史。”施泰因迈尔说,马克思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德国知识分子,一个哲学家,经济、历史和社会学家,“是一个激昂的人道主义者。他要求有新闻自由,人道的工作环境,妇女的政治权利和环境保护。”

施泰因迈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与中共对于中国学生传统的教导截然不同。这也反映出西方政客,甚至普通人乃至学者的困惑——中国为什么会成功?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共,为什么会成功?当苏联以及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接连垮塌的时候,拥有同样信仰的中共却似乎平稳度过了每一次执政危机,甚至直至今天,多数的中国人仍然相信之后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复兴,这并非危言耸听的虚构,而是民众真的如此相信。

西方学者对于中共的研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延安时期就已经开始(图源:VCG)

要知道这是一个在100年前,还面临几乎“亡国”命运的国度。而中共则更加不可思议,且不论成立之时党派规模之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意识形态上,随着苏联解体,共产党信奉的共产主义却仍然能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列宁式的政党,高度的中央集权,严密的组织规划……这些都有别于世界主流政党模式,却领导一个拥有14亿人的中国正在实现“崛起”。

“中共学”的提出不早于2012年

因此,对于中共这个政党的研究也就在海内外逐渐多了起来,以至于有了所谓“中共学”的说法。如果说“中共学”真的算得上一门学科,对于中共学的研究,要抱着一个审慎的态度,有三个基本现实需要认清。

其一,今天中共学仍非政治学研究中的“显学”,更多的还是中国学者自身的“自夸”成分居多。其二,对于“中共学”的研究,部分学者还是抱着功利而非治学的态度。第三,对于中共本身而言,的确是值得研究的,只是时机尚不成熟。

在网络上,如果搜索“中共学”,会发现能够得到的结果寥寥。只有中国官方喉舌人民网2015年《迅速发展的海外“中共学”》、《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海外中共学方兴未艾》以及《中共学已成为世界显学》等少数几篇文章。

但是给出的一个基本信息就是,“中共学”这个说法的提出,不早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

实际上,海内外对于中共的研究则可以追溯的更早,可以延循到上个世纪30年代中共延安时期。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在当时前往中国甚至延安。基于他们历史学和当时政治环境的要求,这一批学者构建了“中国史—汉学—中共学”的研究模式。

对中共的研究 西方学者从铁幕中走来

在早期共产党统治的地区,费正清看到的是“建立民主制,创建新生活”。中共军队协助农民干活,帮助农民收粮食,组织互助种庄稼,办农村合作社,跟农民交朋友。从中国回到美国后,费正清在美国刊物《大西洋月刊》上写文章宣传中共在当地实行的土地改革:“一个旁观者感觉到最触目的一件事,是他们从中国农民最迫切的需要——经济改善,这是作为他们立党的基础。

据此费正清提出预言:在蒋介石跟毛泽东之间,虽然我们竭力支持前者,但中国人最终可能选择后者。他开始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劝美国当局扩大跟共产党的交往。后来事情的发展印证了费正清的判断。

这是最早的西方学者基于学术思考,对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这个命题进行解答的历史。但是在当时,并没有人提出中共学。

二战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因为美苏冷战的原因,东西方的铁幕徐徐降下,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以及中共的研究更多,西方各国政府也乐于拨款对这些研究机构进行扶持。

但是随着费正清以及其后的西方“汉学三杰”逐步退出舞台核心【所谓汉学三杰说法不一,普遍认为是美国汉学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的三位顶尖“讲故事”高手——哈佛的孔飞力(Philip Kuhn)、耶鲁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和伯克利的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世界范围内对于中共的研究也就日渐冷淡。

对于中共学的研究,早期包括《红星照耀中国》、中期包括以《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中对中共阐述的部分,后来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论中国》、美国学者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等在内的,都是对于中共为何成功这一命题进行的阐述。

这个学科中包含一些核心的话题,诸如“中共政权是否是中国专制王朝的翻版”、“中共精英政治的优劣”、“中共能否通过集权模式带领中国实现现代性”等等,都是亟待解答的问题。可以说,“中共学”并非一门“拍马屁”的学科,而是一个历史学或者政治学学者,在研究人类政治发展道路时,中共有没有给世界提供另外一种方案可能性的学科。

只是对于今天中国的政治环境,以及中国学者的素质和风骨而言,在学术研究和报道上,很难沿着学术道路前行,能力的不足和政治立场,让“中共学”成为了一门看似“拍马屁”的学科,停留在层层铁幕之中,不为外界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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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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