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新时代改革开放须重建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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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2月18日,中共召开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习近平在主旨讲话里全面回归过去40年的成就时,强调了要勇敢推动理论创新。诚如斯言,40年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沧海桑田般巨变,由封闭落后的积贫积弱国家裂变为现代多元的全球大国,这背后除了归功于中国人的辛勤努力、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抓住世界产业大转移的外部机遇之外,还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等思想理论体系的指引作用。2012年十八大以来,因应习近平等中共新生代领导层的积极有为,年满不惑的改革开放已经完成阶段性目标,进入新时代。新时代除了意味着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外,又反过来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日益进入“无人区”,这是邓小平理论乃至更早前的整个经典社会主义理论所始料未及的,因此亟须为未来发展重建思想理论体系。

12月18日中共在北京召开高规格大会,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源:Reuters)

邓小平理论的成就与不足

回顾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历程,可以发现每一步改革,哪怕迈出一小步都面临着巨大的思想包袱和来自极左的诘问,被迫进行理论创新。改革开放以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非常极左而教条,在经济制度上实行计划经济,在所有制上实行绝对公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分配,意即公有制的程度越高、分配越平均就越是社会主义。在此极左意识形态下,社会积极性受到极大打压,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中国非但无法摆脱贫穷,反而濒临崩溃。

中共是个理论型政党,政治理论对中共来说不仅具有指导施政的意义,更深度关联中共的执政合法性。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是从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开始。40年前,邓小平领导中共突破长期以来的极左错误,批评“两个凡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定义社会主义,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阐释了落后中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确立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施政纲领,让中国逐步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化体制转变。邓小平的改革,破除了旧体制中“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为中国改革找到了出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崛起为一个GDP全球第二的工业大国,这一成就不得不归功于邓小平理论的指引。 

除了成就之外,改革开放40年里由于摸着石头过河,难以避免地滋生一些问题。比如,政府把大量长期亏损的中小型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革过程中,虽然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提高了企业效率,合乎当时的发展要求,但操作时存在大量廉价出售国有资产的问题,以及大量失业工人缺乏社会福利保障,造成社会不公。再如,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城乡差距、环境污染等问题也日益加剧。由于这些问题,一些人对现状产生不满,各种关于国家发展的思潮随之兴起,其中不乏民粹和毛左。当然,瑕不掩瑜,巨大发展成就才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主要方面。

邓小平之后的理论探索

针对这一局面,邓小平时代中后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论和施政方向,对过于追求GDP增长速度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进行纠正,以维护执政合法性。坦率地说,这一努力确实起到一定成效,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体系,让民众分享到了一些改革开放红利。但在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面前以及高层政治受制于“九龙治水”的结构性困境,中共的改革设想不尽人意,腐败问题更是不断加剧,甚至有“亡党亡国”之风险。

直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问题才开始发生转变。习近平甫一上任就在发起大规模反腐行动,强化“党的领导”,加速向传统政治和意识形态回归的过程中,对现有政治理论进行了深化和创新。面对自由派和毛左的分化,面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拥护者之间的不可调和,习近平提出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和前三十年互不否定,二者都有时代合理性并一脉相承。

在具体各领域的施政理念上,习近平同样做出突破:政治上在加强中共领导和“四个意识”的同时,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经济上改变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粗放发展模式,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经济发展理念;社会民生建设上,提出以扶贫为代表的公平社会建设;文化上尝试有机调和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思想,倡导文化自信;国际上继续坚守韬光养晦精神的同时,变得更积极有为,推广以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式天下观,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因为这些理论突破,习近平逐渐形成获得中共全党背书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思想的理论完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应对中国社会如此庞杂的社会矛盾以及历史遗留问题,中共的理论建设仍然面临诸多挑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需要进一步寻求理论突围。

在经济问题上,如何突破经典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制度迷思,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政治上,如何进一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在维护中共领导和“定于一尊”的同时,怎样将依法治国和“第五个现代化”落到实处,实现有机统一。在价值理念上,如何在维护秩序和共同体价值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上保障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在文化上,如何以开放的态度合理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思想的关系,真正让三者取长补短,因应实践探索出突破性思想理论。在国际观上,如何协调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内在矛盾。

对于中共来说,此前理论显然无法承担这些挑战。一是中共许多理论仍滞后于具体实践,不能完全根据中国的发展变化更新理论话语,因而理论往往缺乏实践性。二是中共某些理论观念的意识形态化色彩仍未彻底摆脱,尤其是在一些涉及传统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域,尚缺乏足够的开放性,甚至一些传统学者经常活在故纸堆里,发出令人错愕不已之论。三是中国思想理论界存在较重的“西化”状态,照搬西方理论邯郸学步的状况仍未完全摆脱,导致缺失主体性。

然而,不论理论突破多难,中共都应迎难而上。毕竟今天再也不是一个可以不争论的时代,中共也不是封闭国家,而是日益成为引人关注的全球大国,因应时代需要形成有说服力、感召力的思想理论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迫,不仅关乎执政合法性,更是检验中国崛起的软实力标准。而且中共十九大上描绘的分两步走到2049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在实现过程中需要像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于前两个时代一样,有强有力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引。

以目前的情形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有这个潜力和抱负,也应该在继续完善过程中升华为习近平思想。基于此,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作为一个理论型政党的中共,不论是从继续巩固执政合法性,还是从提升自身软实力,真正实现理论自信来讲,都应该更为彻底地检视自身的理论根基,以更为开放的心态,突破既有的理论窠臼,立足于中国执政实践、现代化建设和最新社会主义经验为现实依据,对中西方一切有益的理论成果兼收并蓄,重建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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