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转型 中国需要超越“毛邓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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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6 10:13:19

生前被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赞为“平凡时代最不平凡的人”,中共领袖毛泽东去世后却招致诸多争议。而正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言,“无人得以不朽而毋须付出代价”,作为过往中国的政治双峰,毛泽东、邓小平生前各自主导政治议程,身后其政治遗产亦都遭遇持续争议。 

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因为并非“逢十大庆”,中共官方似乎并未安排特别的纪念活动。但在中国民间,“拥毛派”早已举办了多场活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讲话称毛发动的文革将中国经济带至“崩溃的边缘”,此后中国极左派网站刊文,为毛时代辩护,文章甚至使用“天不生(毛)润之,万古长如夜”之类耸动标题。 

在中国的民间政治话语体系中,与“拥毛派”相对的就是“拥邓派”。如果说中国改革失意群体将毛奉为尊神,那么,邓则赢得了企业家与精英群体的由衷爱戴,他们尤其不希望看到改革开放政策反复。邓小平在毛泽东去世后将中国带上改革开放之路,并逆转了一系列毛时代的大政方针。 

中国社会的毛邓之争 

如同美国社会各阶层对全球化持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感受与看法一样,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两位政治领袖的政治遗产也持有极为不同,有时甚至是水火不容针锋相对的政治见解。 

中国左右之争往往打出毛泽东与邓小平旗帜(图源:VCG)

尽管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后通过否定毛的文革和阶级斗争路线,从而开启其后40年中国改革开放历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使中国告别极端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在中国社会和民众中,对中国改革开放造就的目前政治经济社会局面,并非“一边倒”赞成。 

目前中国社会对官员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社会不公等诸多顽疾多有不满,尽管这些现象是否是由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造成尚争论不休,但是对现状的不满刺激着一些群体公开发声“回到毛”。 

譬如上个月出现在河南郑州的大字报事件中就有称,文革是好事,现在应该再来一次。显然,该大字报是在引用毛泽东的话,毛曾称文革应该“七、八年再来一次”。还有观点指类文革式的群众运动会有效地治理中共官员腐败现象,对于贪官构成威慑,用文革中抄家的方法可以把贪官的非法所得公之于众。 

“非邓”和“回到毛”的部分民间情绪,还被极端政客所利用。 

重庆事件中,中共原政治局委员、重庆原市委书记薄熙来未公开的政治纲领就是“回到毛泽东”,他在重庆倡导“唱红打黑”,就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利用中国底层民众对政商腐败、贫富悬殊以及劳资关系的怨气,来进行其个人的政治动员,从而服务其个人政治擢升。 

“薄王事件”后,中共高层集体决策解决了薄熙来问题,但是薄用来进行政治动员的民众对腐败、贫富悬殊以及劳资关系的怨气还在那里。 

“回到毛”已无可能 

尽管邓时代有其问题,习李新执政班底也正在着手解决中国改革开放40来所积累起来的系列难题,但没有可靠根据表明,中共在试图“回到毛”。 

目前舆论场上一些捕风捉影的所谓“政治内幕消息”,诸如中共正在“扬毛抑邓”、中共执行了一套“去邓化”的政治路线、中共正在“回到毛”“回到文革”等,仍然在沿用政治斗争的单线思路去解读更为复杂宏大的中国政治现实,因而也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事实上,中国已经没有“回到毛”“回到毛时代”的一切可能性。这归根结底是因为,简单“回到毛”不是救治当今中国社会一系列难题——政商腐败、贫富悬殊以及劳资关系等——的政治解药。 

毛泽东执政生涯中以其天马行空似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著称,他常常从高深莫测的哲学论述中去寻找改造历史的灵感。 

以毛倾心凝血押上全部政治身家精心呵护的人民公社为例,毛领导中国数亿农民去试验大同世界理想。其伟大设想,中国全国是一个大公社,政社合一,公社之内有分工,“工农兵学商”都搞,每个人都学点工,也要学点农,学点兵,学点商,也要批判和彻底埋葬资产阶级法权。 

这一最大限度发挥人的积极性,靠民众热情,靠“人海战术”,废除商品交换,实行“半供给制”式按需分配,完全抛弃物质奖励和个人激励的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根本就是空中楼阁,其唯一结果就只能是“共产风”泛滥和经济崩溃。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生命灾难之后数年间,毛泽东也仅仅同意在政治上暂时退却,但其战术迂回又绝不容许对其公有制架构做出任何战略突破,毛数度亲自扼杀了中国各地农民分田单干的要求,毛坚称“农民要的是自由,而我们要的是共产主义”。毛对共产主义的浪漫而又固执的意识形态幻想,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现代治理的死结。 

而亲身经历过毛时代一系列挫折的邓小平则更加实际,相比花费大量时间徜徉于哲学著作的毛,邓更擅长去华尔街亲身感受现实差距。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邓看准“一大二公”和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是死路一条,共产主义事业不突破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传统哲学框框就没有希望。 

中国左右之争需要“超越毛邓” 

也许不为陷入左右之争不可自拔中国各社会群体所知的是,尽管毛邓两人各自代表其不同时代,但两位政治人物其实拥有高度一致的一些政治原则:捍卫中共的地位,对于他们认为威胁到社会秩序的人,一向毫不手软;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在中共领导下,还是单一强大的权威说了算。这从文革中毛先是打倒各级政府组织,其后又在军队的强力介入下回复政府以及党组织权威这一举动可知。 

尽管毛的基本执政理念已同中国追求的现代化与现代治理多有不合,但无论是对于执政党中共,还是对于中国民间,毛泽东至今仍被广泛视为精神偶像,毛代表了中国人对公平正义理想的不懈追求。而邓小平则在毛逝世后将中国引向外部世界体系,其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使中国人的现代化之路柳暗花明。 

对邓小平没有也不可能完成所有的改革,《邓小平时代》一书作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接班人需要解决以下难题:为全民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重新划定和坚守自由的界线;遏制腐败;保护环境,从经济增长以外寻找合法性来源等。 

邓小平的未竟之业,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加速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办法才能加以有效解决。 

正因如此,目前如火如荼的中国左右之争,不应该是什么抽象意识形态和理念之争。中国需要的良性的左右之争,更应该是针对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治理道路的建设性争论。而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中国需要超越毛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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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维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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