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社论:应给公共舆论以适度宽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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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中国公共舆论收紧的态势,实事求是地讲,已经超出了理解和承压范围,这主要是因为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官僚主义成为主导文化,他们严重缺乏面对新形势需要的理论能力,以致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大都被一种较为普遍的压抑情绪所笼罩。尤其是一些投机官僚在宁左勿右思维下粗暴压制公共舆论,挫伤了习近平过去几年为中共积累起来的公信力。在这一点上,中共应该汲取古人允执厥中的中庸智慧,在治理公共舆论时把握恰到好处的度,坚守初衷,警惕被投机官僚扭曲。

本文转自《多维CN》041期(2019年1月刊)《社论:应给公共舆论以适度宽松空间》。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近些年来,从新闻报道和切身感受上,不少人都能意识到中国的公共舆论空间正在经历一个严厉收紧的过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在过去相对弱势的中央领导,主流政治的方向感并不强烈,让那些与其截然不同的观点留有了巨大培育空间。习近平上任之后,中共高速度地开展反腐、党建和深化改革,多方面强势展现政治魄力,既压抑了与其有着差异的言论,亦满足了大部分曾经对社会乱象心有怨言的群体,一段时间舆论场确实安静不少。那些本就对中共和社会主义极为不满的力量,伺机寻找各种能让自己发声的可能,中共十九大的宪改为此提供了契机。如果开放的公共舆论能与中共政策创制与推进良好互动,将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革开放。但官方的主流话语体系缺乏竞争力,宣传团队的思维和工作方法老旧,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早就是外部世界的核心舆论,在中国境内,特别在改革开放早期,就添加了一种先进思想的印象,加上相对开放的舆论环境,这种外来思想更容易不断压缩官方主流价值观的空间。中共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执政党,如果不及时夺回政治话语权,某一天这种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会挑战其执政合法性。这是中共强势管理舆论的根本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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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国社会在过去四十年的大转型,既制造了一大群经济和社会意义的中产阶级,还每年培养接近一千万大学生,他们都以各种方式成为今天舆论场的中坚力量,企图定义中国的现代文化。这些年轻人没有这么多历史认识,拥有比自己父母更优厚的生活条件,互联网科技与移动工具让他们武装了起来,还被引入一个新精英主义的符号世界里。它既提供了表达的能力,还提供了表达的文化范式,更为表达的内容提供了走向。所谓人人都是自媒体,也就让自媒体文化应运而生,成为这一代人的身份图腾。他们既有激发社会活力、推动互联网发展的积极能量,也带来了以前未曾遇到的新问题,一些有违公共秩序和道德的假新闻以及恶俗、虚假、抄袭、欺诈等信息冲击社会道德底线,而且是全世界的主要现象。或许它不是一个对与错的议题,但这种极可能发展为社会混乱的舆论状况显然需要管理,加上其中包含着极具侵入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它将挑战中共和大多数人追求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中共又如何不予以防范,甚至应该与其进行斗争。

三是中国正处于一个代际转移的大转型周期,它必须从三个维度来认识,历史上中国是从一个伟大民族的衰落重新走上复兴之路,现在是离复兴最接近的时期;政治上中国是要积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是活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以往中国弱小,人家看不见,现在长大了,就无法不掌握好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冲突;社会意义上中国正在深化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作为已经崛起的世界强国,中国既要继续发展,还要应对来自全世界的重新认识,而且内部要全面投入建设第五个现代化,也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它是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作的最关键部分,如此复杂的交替转型显然不会是完美的,必然会被有着利益冲突和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伺机寻求舆论突破。为防范社会脱序风险,执政党加大对社会公共舆论的管制力度,既是必然的、也有其自洽的逻辑。

除此之外,外部世界也是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承平已久的国际社会纷争四起。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被严重诟病和退潮,强人政治回归,民粹主义和反建制浪潮席卷全球,对各主要国家的管制体系和建制规则都构成了风险与挑战,中国继续的强势发展成了异数、也是威胁。更重要的是,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由于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而松动,令前者既有恐惧又要维系单极霸权地位,实行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略,推出重返亚洲政策和酿成正在不断发酵的中美贸易战,甚至不惜恶化地缘政治的战略冲突态势。这些外部变化与压力本就有内部的呼应,必然会传导到中国境内,和正在快速分化组合的利益结构交叉重叠,给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安全带来了不小压力。

在中国转型时期,保持必要的言论管控有其内在需要,但近几年的言论收紧确实超出了许多人的理解和承受范围(图源:VCG)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其经典名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揭示出国家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避免政治动荡、保障稳定秩序的重要性。今天中国正在发生一场现代转型,又面对复杂多变的内外挑战,为保障公共秩序,避免转型时期极端观点盛行,防止公共生活被少数“狂热分子”裹挟,“稳”字当头,采取必要的措施,确实是国家政策理性的正常体现。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公共舆论有序管理固然必要,在关键时期更应该获得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中共应该注意,如果超出合理限度可能会走向政策初衷的反面。过去几年中国公共舆论收紧的态势,实事求是地讲,已经超出了理解和承压范围,这主要是因为在政策落实过程中官僚主义成为主导文化,他们严重缺乏面对新形势需要的理论能力,以致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大都被一种较为普遍的压抑情绪所笼罩。尤其是一些投机官僚在宁左勿右思维下粗暴压制公共舆论,挫伤了习近平过去几年为中共积累起来的公信力。

在这一点上,应该汲取古人允执厥中的中庸智慧,在治理公共舆论时把握恰到好处的度,坚守初衷,警惕被投机官僚扭曲;尽可能做好时间管理,争取更大多数的公众理解,并逐渐提升治理能力,逐步转向宽松和包容。

中国正处于大转型周期,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都正发生急剧变化,它是一场和所有人的命运相关的转型,在如此快速变化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抱怨,甚至是批评和焦虑,都是正常的,没有才不正常。抛开个别极端言论和别有用心之人的兴风作浪,没有多少人会去鼓噪颠覆国家体制,绝大多数人是基于关心国家发展的向善初心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共应该相信自己制度的承压能力,更要相信人民,看到中国人身上传承的爱国主义,即使存在一些杂音,只要不离经叛道,也应本着理解和宽容的胸襟予以疏导。

时代不同了,今天中国是一个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四十年前中国社会大多数由农民组成,现在已出现更多具有独立思考的阶层,他们关心国家前途,也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面对这样的时代变化,不论是为实现执政党的目标,凝聚人民的共识和精英的共识,还是基于一个为人民服务政党理应回应新兴群体的需要,都有必要让舆论有序走向开放。

适度收紧公共舆论在转型时期能为深化改革提供稳定的发展空间,但它绝非长久之计,因为它隐藏着负面风险,导致社会言路出现堵塞,削弱社会监督和政策自我纠偏的能力,同时还容易造成免疫力低下,滋生大众解构权威的逆反心理。

习近平在新时代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更高标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能以管制思维严防死守,而是要学会提升管治能力,用包容的心态面对转型过程中的不同声音,而不只是用对待敌人的心态、方法来应付,这样只会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中共必须跳出这个恶性循环,区分转型期多元声音中的积极力量,将其转化为改革的动力,缩小打击面,严格要求宣传官员提升理论认识和对时代特性的掌握能力,在稳定舆论秩序和开放社会之间寻求动态平衡,逐步、有序地逆转过去几年公共舆论空间被严厉收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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