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中共政法】改革争议:习近平反问这是共产党天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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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习近平对中共政法系统表达不满,并展开激烈改革(图源:VCG)

“……有的干警同黑恶势力串通一气、充当保护伞,胆大妄为、无法无天!……有的搞了腐败,自己得了一些好处,但无辜的人就要有牢狱之灾,甚至要脑袋落地!看到这样的现象,群众心里当然就会有问号,这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吗?!”5年前的1月初,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彼时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会议上言辞激烈,指责中共政法机器的窳败黑暗。

5年后,先是2018年末最后一次特别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将注意力留给一份政法文件,继而习近平与两名政治局常委再次出席了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岁末年初,中共近期在同一领域的频繁动作,以及中共喉舌的舆论造势,让人们意识到,中共所承诺的政法整顿已经进入一个新周期。从剪除前“政法王”周永康羽翼,到如今确立中共最高领导人对政法机器的绝对权威,习近平用了超过6年的时间去完成这一任务。这6年多时间,他究竟实施了什么,又应该如何去评判呢? 

其一,各级政法委书记地位发生变化。

在中央层面,经历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中央政法委书记一职不再由中共政治局常委担任,而改由副国级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任。这一变化在当时被认为是政法委地位衰落的标志。不过,这一逻辑过于简单,它事实上意味着中共最高领导人有权直接过问政法委事务。

中央政法委书记由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任始于2002年11月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入常”,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中共前领导人胡锦涛的第二任期,由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接替罗干,继续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政法委书记。

彼时,两届中共政治局常委人数达到9人,这造成当时掌握暴力机器的中央政法委权力坐大,几乎与“党中央”分庭抗礼,形成所谓的“独立王国”。

在地方层面,直到2015年6月份,时任湖南省常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不再兼任省公安厅厅长职务,宣告中国大陆31省份公安厅(局)长全部退出地方中共党委常委序列。

政法委书记在地方一般是常委的当然人选之一,而自2003年11月中共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工作的决定》明文要求各级公安局长“进班子”,此后涌现各级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局)长的局面。然而,这一局面导致地方原本互相制约的公、检、法出现体制失衡。检察院、法院领导层无法“入常”,而公安局(厅)领导层“入常”,进入核心层,必然导致警权膨胀失去制约。

于是,2010年中组部指示,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局)长,而改由政府副职兼任,政法委书记也得以更超然身份留在常委序列中。不过,正如上文所言,这一局面直到2015年才完全实现,前后持续近12年。

其二,暴力机器削弱,武警力量剥离。

2015年底,中共启动建政以来最大规模军改,其中估算百万人规模的武警部队重新划定指挥和行政隶属关系。在日前基本结束的武警部队转隶改革中,武警部队主力部分包括内卫部队、机动总队、海警部队等不再接受中国国务院及其下属地方各级政府的指挥,而改由中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原公安现役部队以及四大警种部队(黄金、森林、水电、交通)除交通部队并入机动总队外,全部退出武警序列,整合并入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这意味着,无法通过隶属行政部门的公安系统,或者公安系统高层兼任武警部队第一政委的模式,各级政法委书记直接调动武警部队的权力已经被完全削除。而失去最强劲的“牙齿”,各级政法委也将有助于回归自己更清晰的领导协调角色,而非直接动用维稳暴力。

其三,平反冤假错案。

2018年12月底,中国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曝光了历时长达13年的陕西千亿矿权纠纷案细节。这一悬案至今尚未没有水落石出,不过这几年中共在清理既往尤其是周永康主掌政法委时期悬案的动作的确不少。这也从反面印证本文一开始习近平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动怒”的原因。

习近平2012年秋接班,当时面对两个人的重要负面遗产,其一是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唱红打黑”数年所造成的局面,除“公检法一家”等体制弊端外,像“一坨屎案”、李庄案等在全国都颇有代表意义;其二便是周永康及各级政法系统官员插手司法个案,这其中尤其以民营企业中的冤假错案最为集中。

6年多之中,中共高层反复宣称清除薄王遗毒、周永康遗毒,重庆自不待言,全国政法系统的人事清除亦是层出不穷。这些人事清除,往往便代表着背后无数的冤假错案。

2013年7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提出纠正防止冤假错案,明确不能作“留有余地”的判决。随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亦启动终身负责、错案追责等机制。在2016年年初的一则报道中,中共声称十八大后纠正了云南省巧家县钱仁风投毒案等20多起重大冤假错案。

其四,独立审判的尝试。

毫无疑问,这一点是最受争议的。尽管在守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上,中共对其司法体系进行了优化,比如新设6个巡回法庭接受上诉。然而,在保证司法公正,确保法庭独立审判权这一最关键问题上,至今中共没有给予应有的解决。

事实上,在上述陕西千亿矿权案中,丢失的副卷被认为暗含了相当多的破坏司法独立的痕迹。它揭示了一名主审法官可能在审判过程中遭遇至少三大干扰来源:其一,上级司法机关的指示批示,高度行政化的法院系统意味着上级指示直接可以转化为主审法庭的审判结果。其二,地方党政机关掌握着地方法院的“钱袋子”,也就扼住了地方法院的“喉咙”。其三,中共党委组织尤其是政法委以领导指导工作的名义干预司法个案的案例层出不穷,几乎每个冤假错案背后都有政法委的“越俎代庖”。这也正是外界一直质疑中共“党大还是法”的主因。

因此,不少中国学者在最新公布的《中共政法工作条例》中寻找限制干预司法的痕迹,最终却失望地发现少之甚少,除要求地方政法委和政法单位党委就“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向中央政法委汇报,再无其他。

中共整顿政法权力远不应止于此而已,希望当下的《中共政法工作条例》只是一个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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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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