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还是中共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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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7 10:04:48

近些年以来,每逢中国春节假期前后,一些感叹乡村衰败和道德沦丧的返乡体文章总会在网络上盛行,甚至已成为中国春节假期的标配。

近些年来,中国农村的荒芜和衰败,日益成为舆论热议话题(图源:VCG)

其实,相比于已有仅限于乡村衰败的讨论,一个更深层次的现实问题反倒被世人忽略,即农民还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吗?众所周知,中共早年革命建国最主要的力量来源就是工农。考虑到彼时中国民族工商业的落后,工人力量非常单薄,故农民的重要性其实远远超过工人。某种程度上讲,毛泽东正是发现农民之于中国革命的关键意义,才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苏俄的革命道路,意即通过“打土豪分田地”来发动和组织农民,实行“农村包围城市”,从而成功夺取国家政权。

可惜的是,中共建政第一个三十年由于陷入极左思想的误区,采取计划经济,农村普遍流行吃大锅饭,生产积极性非常低下,农民生活非常贫困。邓小平曾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1977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去农村走访时,亲眼目睹一家四口只有一条裤子,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挤缩在烧过饭的锅灶取暖御寒,看到时年71岁的老红军和小他7岁的老伴骨瘦如柴……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并非个例,严重损害中共革命建国的合法性。

为此,中共从农村率先实行改革开放,包括废除大锅饭、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和扶持乡镇企业发展,从而极大提升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和农村经济活力。2006年中共废除存在上千年的农业税,后来又开始补贴农民种田,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丧失劳动能力和生活没有依靠的老、弱、孤、寡、残建立救助制度。

随着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中国许多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小孩(图源:VCG)

自此,一度因为极左政策错误而对中共政权有所疑虑的广大农民群体,随着改革开放后生活水平的显著提升,由饥饿、匮乏、穷苦走向温饱、小康,重新恢复对中共的信任,甚至得以空前巩固。诚然,今天中国农村还很落后,农民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有较大差距,但相比于改革开放前,已有显著进步,农民是当代中国获得感、幸福感颇为明显的群体。而这无疑是中共执政绩效合法性的一大主要来源。

然而,近些年来,情况正在发生微妙变化。由于城乡发展严重不均衡和贫富分化加剧,农民逐渐产生一种失落感甚至不满。尤其是二代、三代农民,他们非但自小未曾经历父辈那样由饥饿到温饱的过程,反而一开始就见证严重的贫富分化,内心的失落、嫉妒和愤怒可想而知。而且多数二代、三代农民已不再务农,他们在城市打拼,活在光鲜亮丽的城市底层,每天面临阶层鸿沟的刺痛,怎么可能没情绪?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污染产业向农村转移,农村人口纷纷进城打工,以及物欲横流给传统乡村道德秩序的冲击,农村已经愈来愈不是田园诗浪漫之处或现代宜居之地。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高明曾在《环境教育》杂志上发表《调查:“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一文,直指乡村存在八大问题:令人窒息的臭味、地下水不能喝了、害虫越杀越多、河流变成臭水沟、垃圾包围农村、得癌症的多了、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和勤劳未必能致富。这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今日农村的现状。

置身于此种情形下的二代、三代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显然不及他们的父辈,这必然会给中共执政带来新挑战。因此,如何一方面不断回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持续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推进城市化,实现大量尤其是二代、三代农民进城愿望,另一方面合理利用农村优势、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让农村成为现代宜居之地,是当下乃至未来许多年中国治理不可回避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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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应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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