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第六代导演:中国电影十年内难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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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8 08:31:43

近两年,中国舆论场的一个现状就是包括韩寒在内的一批中国公知的消失。中国的“公知时代”,在仓促开场之后,又突然“猝死”。“导演”这个不断向大众输出自己价值观的职业自然也属于公知,但近些年,中国的导演好像不那么关注公共领域,在世界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国导演的声音是缺席的,这是否是源于公共领域距离导演太遥远?

在圈内很多人其实是“被迫”做上导演,不止一位跨界导演透露,总是“有人”询问要不要合作一部电影,以至于最后在各方面力量的“促进”之下诞生了一部自己都不知道是否满意的作品。在资本与商业的裹挟下,导演是否已经失去了关注公众领域的热忱?

围绕这些问题,多维新闻专访了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阿年(代表作《感光时代》《中国月亮》《冬日爱情》《呼我》《堵车》),他表示,电影导演必须是公共知识分子,导演跟国家总统是一样的,总统要把这个世界组织的越来越美好,导演是把这个世界揉碎了重新连在一起组成一个美好的世界。

导演作为公知在公共领域的缺席在当下已经成为常态(图源:VCG)

多维:你认为导演必须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吗?
 
阿年:电影导演必须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铁律。海德格尔也说过,导演实际上跟政治家是一样的,他跟一个国家的总统是一样的,总统要把这个世界组织的越来越美好,导演是把这个世界揉碎了重新连在一起组成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终极意义上,政治家和导演殊途同归,他追求的都是自由、开放。

所以你必须要把电影导演等同于这样的意义去剖析。电影某种意义上就是宗教,当人进电影院的时候,会被电影所感动,有升华,那才真正对的起电影。电影把文学、戏剧、画画把所有艺术的东西都结合在一起了,理应担当这样的功能。

我们今天对电影导演本身身份的认同似是而非了,我说的电影导演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不能当成希特勒这样的精英分子来看,公共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他是廉价的。商业导演也是公共知识分子,只不过手段、玩法不一样而已,这是不矛盾的。

电影本身最初的发明是娱乐的功能。但我强调公共知识分子不是精英,不是戈达尔这样的精英,实际上我讲的是像李安这样的精英,公共知识分子很温和。在公共性选择价值观的同时,表达里面有两种,比如说我们讲文学的表达,戏剧的表达,电影一定要把这两个结合起来,如果从这两个架构来观察,中国电影的生态真的是很惨,我们是深有体会,我们错过了很好的时机。

多维:在你看来变惨的过程是因为什么?

阿年:
原因很多,不完全是政府的审查制度。因为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在欧洲,电影审查还是存在的,这个不是根本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的是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第一个是资本的发展,第二个是教育,电影的教育我们没有。我们建立了那么多学院,那么多大学,可是你去看看有没有电影课,这个没有跟上。

多维:如今中国电影正从低潮期逐渐回暖,所以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一些专业人士给予鼓励的态度所致?

阿年:
可以这样理解。只是好就是好。比如需要正确评价《无名之辈》和《我不是药神》。关注小人物是没有错的,只是中国电影似乎对小人物有误解,以为边缘人物就是小人物。但是,教师、公务员、记者、律师不是小人物吗?为什么不去写这些人?这些人难道不值得写吗?为什么仅仅关注到一些电影里描述的“偏远地区”“犄角旮旯”里的边缘人物?

美国电影中,无论独立电影,或是主流价值电影,对小人物有着更好的理解。比如刚才讲到门德斯的电影,关注一个人的中年危机;亦或是去年上映的《海边的曼彻斯特》,描写了因为自己的问题而失去了爱情,甚至孩子的父亲的内心独白。内心脆弱的人在我看来都是小人物。你看中国电影的视野,所有的年轻导演99%都是关注这些边缘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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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时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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