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左派”学者: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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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6 19:14:48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时代性变迁。以政治领域的集中统一为先导,经济动荡起伏,思想舆论层面亦从先前的左右激烈交锋变成了如今左右双双沉默。多维新闻采访了被视为中国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司马南。

司马南展示了他,或者说中国左派对中国时局的系统性观点。那么,司马南是怎么看待毛泽东,怎么看邓小平时代,怎么看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的变化,又是怎么看习近平的?

本文共有三篇,以下为第二篇。

多维:很多人习惯用“左”来形容像你这样的观点,用“右”来形容“公知”的观点。这两边的观点差距很大,你觉得左右双方还能够进行理性的交流吗?

司马南:我不是“左”,他们也不是“右”,不是左与右的问题。不承认这个国家的制度基础,不承认我们根本的政治制度,试图去推翻它,这不叫“右”,这叫“撞墙沉船”。我们不去扯英国议会左右的起源,不扯那么远,就从常识的角度来说吧,所谓左右之争,是指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的制度前提是一致的,我们有共同的话语基础,只是如何实现目标的方法上不同,措施上不一样,你说左,他说右,你快点,他慢点,你松点,他紧点,你大点,他小点,你市场一点,他计划一点……这叫“左右之争”,那些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不承认,连中国基本的制度框架都要一脚踏翻,连社会主义的制度都反对,连中国历史中国文化都要大搞虚无主义,连爱国主义都不予承认的人,一个“右”字如何概括得了呢?

中国“左派”一般都比较信仰毛泽东(图源:多维记者/摄)

建国之初,毛主席谈到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时候,曾经讲过,今天我们在爱国主义方面有共同语言,将来我们还要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有共同语言……

可见爱国是最基本的前提,承认宪法原则是最基本的要求,可见左右两分法不足以概括中国社会诸种政治力量,建议废弃这种过时的叙事框架,代之以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新的叙事框架。在没有更好的分析模块之前,红色方块、白色方块、灰色方块儿的描述,优于所谓左右之争。

让人忧虑的现实是,若干公知带有相当强的伪装色,他们明明职业化地撞墙沉船恨国去共,却要做出一派学问高深的样子,海外的若干杂志配合他们,动辄推出什么什么奖,动辄推出什么思想家,我跟他们没少过招儿,相当熟悉它们的习性偏好,奈何年轻人对这一点一时还看不透,听到他们满嘴的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听到他们贩卖普世价值,便以为他们拥有一些真理,便相信他们的真诚。

你问能否理性地交流?设局者当然都很理性,对局者那就更理性,某些搅局者也足够理性,但是被裹挟进来的芸芸众生就未必那么理性了,这种对话其实一直在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后代在回忆20世纪末段和21世纪上半叶,撕裂中国社会的这种争论的时候,可能会嘲笑我们的愚蠢。

多维: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很撕裂,各方拥有想对话的愿望,但是又没有办法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论,这样的局面?

司马南: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与那些撞墙沉船的去共恨国的公知,可不可以对话呢?

当然可以啊。在某国之音的平台上,我多次与那些毫不掩饰去共恨国反对社会主义的公知进行过辩论,在这样的辩论中指望着说服对方是不可能的,辩论是说给沉默的大多数听的。

美国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派,冲突对立相当厉害,但是这两大派是可以对话的,两党政治有个共同的政治前提,认定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制度,美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哪个党也不会提出要推翻1787年制宪会议制定通过的联邦宪法,哪个党也不会狂妄到反对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与制衡、人民主权、限权政府、联邦和州的分权等原则,一切争论均需在美国宪法的制度框架下展开。如果中国的公知哪一天进步了,他们愿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则,我们再来提左右之争不迟,那时理性的建设性的对话也一定会出现。

但是今天还不行,他们否定前30年,否定中共百年,否定中国文化,否定“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这还怎么谈呢?他羞辱开国领袖,咒骂共产党,把共产党毛泽东比作纳粹,比作希特勒,这还怎么对话?没有对话基础,这不叫对话了,这叫论战了。

多维:如果对话成为可能,你认为是否还有其他的底线?比如说对方可能张口一提就是多党制、直接民主,普选等类似的观点。这属于你们对话的前提条件吗?你认为这属于要推翻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吗?

司马南:
从政治意愿来看,这当然是要推翻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作为一种学理的探讨,对话也未尝不可,中国的那些公知的头面人物未必有雅量胆识与司马南就这些问题展开对话。关于中国根本的政治制度问题,08年我出过一本五十几万字的书,鲜见合适的对话者,公知不屑于与你讲道理,他们更愿意骂人,更愿意谣言开路,在舆论场当中,司马南被他们妖魔化得不成样子,不讲理才造谣,不讲理才骂人,不讲理才气急败坏。有理就请好好说话。

多维:在很多人的理解中,社会思潮应该是带有自下而上,带有自发性的一种现象。但是在中国,政府在里面扮演的角色也很关键,因为政府总想引领、主导、塑造一种社会思潮出来。

司马南: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社会思潮的生成机制而论,社会思潮不是简单的社会情绪反应,而是有理论引领的社会运动。简单一点说,针对改革反思改革就两大思潮,这两大思潮不是左右,也不是精英和民众,而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与更多的人基于自己的利益而生出的情绪选择。

“政府引领、主导、塑造出一种社会思潮来”,你指的是什么?我一下子还没有弄明白,40年前,政府想这么做,我相信他们是能做到的。今天政府能不能做到,即便他们有意愿,有没有这种能力,也要画一个问号。共产党过去在动员民众方面有超强的能力,可以说有撒豆成兵的能力,有聚沙成塔的能力,有吹毛立断的能力,但是今天呢?这种能力大大地弱化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丧失了。若干事例一再表明,政府不提倡还好,政府提倡的结果总会有舆论将之化解掉。

多维:其实中国国家层面想要塑造的思潮也不难理解,但是一直面临着比较大的争议,比如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很多人觉得官方的一套话语体系,跟最底层完全是属于割裂的状态。你认为国家层面现在是什么样的?民间层面的话是不是已经没有了各种思潮涌动的景象了,总体感觉好像大家都不怎么说了。

司马南:
怎么了?战争年代靠老乡掩护,衣食住行都要依靠老乡,没老乡的支持,队伍是活不下去的,所以那个时候与群众之间的确是一种鱼水之情,今天情况变了,政府筑起了高墙,盖起了大楼,门口设上保安,老百姓想见官员并不那么容易,官员经常活动在主席台上,活动在前拥后簇的调研和视察中,确如你所说,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与底层民众之间有一种隔阂。所以民说民话,官说官话,江湖上有江湖的话。不那么融洽了,不那么贴心了,不那么自然了。

这种现象应该批评,十八大之后正在着力纠正之。即使这种现象纠正得还不那么有力,即使老百姓还有很多牢骚不满,在爱国主义这一点上,在中国也有着最广泛的民意共识。爱国主义既是国家意识形态也是民间话语的最大公约数。在这里没有必要引出什么国家主义的概念来,不是什么国家主义,没什么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就够了。爱国主义这个东西天然正义,符合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日益丧失掉爱国主义,诅咒爱国者为“爱国贼”的恰是那些去党恨国的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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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青苹 甄言 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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