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站:中国政府对“泛突厥主义”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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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再教育营问题再起事端。北京时间2月9日,土耳其政府在一份声明中措词强烈地要求中国关闭新疆拘留营。对此包括中国外交部,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接连发表声明或刊登文章予以反驳,谴责土耳其“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指责”,指土耳其把西方媒体的夸张报道当做事实,让人看到土耳其在新疆问题上的“任性和浅薄”。评论又以库尔德人问题和流产政变大清洗,指责土耳其没有资格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

针对土耳其指责中国维吾尔族民乐家艾依提在服刑第二年在监狱中去世,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土耳其语频道前日在Twitter上载一段26秒的短片,一名自称艾衣提的男子表示“今天是2019年2月10日,我因为涉嫌违反国家的法律正在接受调查。我的健康状况很好,从来没有受到过虐待”。

西媒镜头下的新疆再教育营(图源:Reuters) 

自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之后,近十年来,土耳其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甚少作出批评,此次土耳其一改常态,针对中国新疆问题提出批评,再度警醒北京,需要警惕土耳其,以及其领导的“泛突厥主义”风浪。(七五事件:2009年7月5日在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爆发的一场大规模骚乱与暴力活动。起初只是一场示威活动,后演变成维吾尔族人针对汉族人的暴力袭击,当天至少有1,000名维吾尔族人参与了这场暴力活动。中国政府出动了武装警察加以应对。两天后数百名汉族人发起反击,与警方以及维吾尔族人发生冲突。这起事件一共造成至少195人死亡,大部分为汉族,另有1,721人受伤,以及大量车辆、建筑物被摧毁。)

土耳其于新疆问题发声提醒中国政府,需警惕“泛突厥主义”在新疆重新泛滥。

什么是“泛突厥主义”

什么是“泛突厥主义”,泛突厥主义又称“大突厥主义”,是西方民族主义与西方列强刺激下的产物。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沙皇俄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其知识精英最先勾勒出泛突厥主义理论,以应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文化泛突厥主义提出突厥民族“三统”问题(语言、思想、行动统一),而政治层面的泛突厥主义者则计划在中亚建立各突厥国家,然后实现大联合。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这些鞑靼知识分子大量流亡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泛突厥主义在此全面开花。后来泛突厥主义也有大土耳其主义之称。青年土耳其党1908年领导奥斯曼帝国宪政改革,同时操作三种主义来挽救国运,奥斯曼主义作为立国之本,泛突厥主义用来处理与其他突厥民族关系,泛伊主义则处理与非突厥穆斯林的问题。泛突厥主义者一般主张用现代化手段改革宗教,同时具有强烈的反俄色彩。

突厥语诸民族主要分布在中亚地区,所操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人口将近1.7亿左右,其中以土耳其所占比例最大,约7,000万,维吾尔人口占到第四位。中亚地缘政治,中、俄、伊、土四大国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在经济上占优势,俄国有传统力量的凭借,伊朗有宗教优势,土耳其则集宗教、文化、种族优势于一体,近年则在中西亚外交中猛打同语同种的突厥派,即泛突厥主义。

但是因为土耳其开国领袖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打压,在土耳其官方,“泛突厥主义”一直少有生存空间,土耳其历届政府一直在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约束国内的“东突”势力。1995年,当时的土耳其总统德米瑞尔(Suleyman Demirel)访问中国前,据传曾发布命令,要求土耳其国内的公职人员不得参与国内的维吾尔族社团的活动机会,驱逐一些“东突”分子离开土耳其,并且对于土耳其国内的“东突”分子进行监控,与中国分享相关情报。此后中国和土耳其领导人高层互访,土耳其也多次强调了对于“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同中国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符合土耳其的根本利益。

土耳其境内的“东突”在抗议中国,焚烧五星红旗(图源:Reuters) 

不过在土耳其民间,“泛突厥主义”,同情“疆独”有广阔的市场,作为所谓“突厥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一直从未放弃重回“奥斯曼帝国”辉煌时代的政治梦想,实现这个梦想的手段就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而此次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Recep Erdoğan)之所以继“七五事件”后,再对新疆问题发声,因为埃尔多安必须听取他在国会的政治同盟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民族行动党的呼声,这一党派尤其对维吾尔人的遭遇极其敏感,双方的选民已对两党在新疆关押穆斯林一事上沉默感到不满。与此同时,两个反对党则在推动支持新疆突厥穆斯林运动,让埃尔多安面临极大压力。

治疆策的两大转变

对于北京而言,新疆问题,如同台湾、西藏等领土问题一样,从来是同样崇尚“国家一统”的中国不容其他国际干预之事宜。对于新疆的治理,在习近平时代发生了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就是中共对于新疆的态度已经开始从“经济搞好了政治自然就好了的”的思路向“政治先行”转变。这一点在2014年习近平视察新疆的过程被习亲口验证。在中国官方媒体对于当时视察的报道中,习所说的“新疆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要放在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上”作为核心词汇频被点出。而那句“全党都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认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多算大账,少算小账,特别要多算政治账、战略账,少算经济账、眼前账”,更是让这种“治疆策略”显露无疑。

在以往,中国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的治理思路多是要求大力扶植经济,让经济带动民生,民生带动政治,经济搞好了,政治安稳自然也就水到渠成。但是今天新疆问题的日益凸显表明这种政策的缺陷。频繁发生的极端分子针对平民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就显示,在新疆问题上,政治永远是重中之重,仅仅希望通过经济拉动就解决整个新疆问题,被证明过于片面和简单化了。

治疆策的第二个重大转变就是张春贤时代“柔性治疆”得以部分调整,在继续强调“怀柔”的同时,“低调强硬”、“外松内紧”再度在新疆主政者的政策中逐渐成为主流。

对内部新疆政策治理观念的转变,促使包括“再教育营”一类措施的出现,从而引发了西方的担忧,从内政到外交,混杂着民族、宗教、意识形态诸多问题在内的新疆问题,诸如土耳其发声一类的时间势必不会减少。尽管多年以来土耳其在对新疆问题上保持克制于理性。

但是在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盛行的当今世界格局下,“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重新盛行是大概率事件。

尤其对于拥有近一千万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所谓“大突厥民族”的国家而言,切断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传播,在可见的未来仍然是中共执政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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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林瑾 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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