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政府与李云龙式官僚:中共应警惕的政治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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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为政府”到“有限政府”,从“有形的手”到“无形的手”,从“市场万能论”到“政府引导论”,种种争议,聚焦的是同一个世界性难题——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用怎样的方式干预。中国给出的答案是“有为政府”,背后则是数十年来具体实践的经验和教训。那么究竟该如何去理解中国的这一选择,其逻辑为何,又存在什么风险。

从中共逻辑上看,有为政府首要在有为之人,这是李云龙式官员受到重视的背景(图源:多维记者/摄)

近期,中国政府相继公布了一些庞大的计划,包括此前热炒的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北京副中心规划和雄安新区建设纲要;而与此区域经济发展计划纷纷出笼的同时,中共亦高调抛出若干产业政策,并试图清晰划定各级政府和官员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基本符合中国在改革开放2.0时代的思路——如果说在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1.0时代,整个改革开放的思路是在瞄准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目标,不断充分释放和发挥市场要素活力的话。那么在今天,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成长模式走进逼仄的死胡同时,中共再度展示试图从顶层设计层面掌控改革方向、步骤甚至节奏的勃勃野心。

当然,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曾经承诺会在接下来的改革周期中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政府。但是,正如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反复上演的那样,在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运用之间存在着一个很难清晰界定,也许从未固定不变的灰色地带或界限。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苏式计划经济体制,中共当然会保留对这段历史的根深蒂固的印记,而更重要的是基于这种历史积淀,采取强化政府职责、偏好“全知全能政府”的倾向也便不足为奇了。 

讨论中国政府“有为”角色偏好的是非并非本文的目的(详见《长效机制:中国“有为政府”的题中义》)。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从1980年代计划经济解体时代一直延伸到今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与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派对于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的纷争,兹不赘述。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

从国家机器运作的角度看,在一个执政团队中,“有为政府”虽然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关键角色的存在,但是这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确实是必要的。

中国历史上曾经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完备和高效的官僚体制,在自然经济时期,他们构成了一个农业帝国庞大的有效统治网络。彼时,自然经济模式无论从规模还是形式的复杂程度都不可与今天同日而语,地方官员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衣食父母。这也就造就一个结果,地方官员的个人品质素养和能力,往往决定其主政地的命运。

1949年建政后,中共一直试图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共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曾在1956年中共八大将其列为“十大关系之一”。但是,偌大一个国家,其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国家机器的正常负荷,尤其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编制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计划体系便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对国家官僚体制的运作形成挑战,更别说全面掌控整个国家的所有资源甚至人口。

在举国一盘棋的体制下,地方党政官员的确在尽力维系这一局面,执行最彻底的阶级斗争为纲路线。但是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恰恰是最具魄力的时任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和安徽省委书记万里顶住了压力力主土地包产到组的试验,成为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责任制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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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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