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现政府工作报告的“枫桥经验” 透露了什么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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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月,是属于中国“两会”的季节,在行礼如仪的会议中,国家领导人的工作报告,总是外界关心的重点,原因无他,就是希望从只字片语中,窥见中央政府未来一年的施政重点。2019年人大开议,外界除了聚焦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表政府工作报告时,多次口误和擦汗的花边也注意到了报告以罕见的大篇幅,讨论中国目前面临的外部挑战。

 

除此之外,李克强的报告里还有一项微小却重要的变化,那就是“枫桥经验”在相隔近40年后,重新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而这个概念也将为接下来的社会治理起到定锚的作用。

“枫桥经验”重获重视的过程,与习近平息息相关。图为2018年举行的“枫桥经验”55周年纪念会(图源:中国法学会)
 
重获重视的“枫桥经验”

究竟什么是“枫桥经验”?1960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干部借由发动群众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透过“发动群众监控,改造阶级敌人”的方式,在“矛盾不上交”的情况下达成了“社会改造”。当时枫桥镇的做法获得毛泽东大力赞扬,并要求各地仿效。1977年,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首次报导的“枫桥经验”,把它总结成“发动群众制服敌人”和“就地监督改造,矛盾不上交”两个重点。

但在1979年后,“枫桥经验”逐渐受到冷落,即使纪念活动依然如期举办,但这四个字已经从政府文件和高层讲话中消失了。“枫桥经验”重获镁光灯的过程,也和习近平息息相关。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出席“枫桥经验”40周年纪念时,提出要创新、推广“枫桥经验”。10年后,已经成为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在50周年的纪念会前夕,再度指示全党学习“枫桥经验”,发展群众路线。2018年“枫桥经验”的55周年纪念会上,见到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浙江省委书记,以及国安部长。如此高规格的纪念活动,意味着“枫桥经验”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枫桥经验”的文革背景,让外界误解为文革回潮;但其重点其实对“群众路线”的强调。图为王光美在文革期间被清华大学学生批斗(图源:多维新闻网)

因为“枫桥经验”的历史背景,使得外界担忧文革重现。但仔细思考,便可发现这可能是过度解读。首先,文革的发生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而目前高层政治相对稳定,文革重现的机会并不大。其次,从2003年至今,“枫桥经验”都是在社会治理的脉络下出现,和政治领域的关系也不大。

 

因此,“枫桥经验”的重现,是习近平挪用历史概念,“旧瓶装新酒”,重新上市,推动自己的社会治理新策略。
 

 
当“群众路线”遇上“社会治理”

撇除文革因素,若单从社会治理的脉络来解读,“枫桥经验”强调的是“矛盾在基层化解”和“群众路线”两个重点。在前者上,过去几年各地的试点中,都可以看到相关作法,比如:居委会改革、大调解,和近年广为推行的“网格化管理”,都是希望透过更细致的分工,解决基层社会的潜在矛盾。这些做法在胡锦涛时代已经行之有年,并非习近平社会治理的新创举。

越来越多地方政府选择与志愿者组织合作,安抚、监控社会不安群体。图为志愿者引导民众领取腊八粥(图源:VCG)

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一再强调的“群众路线”,正式被引入了社会治理层面。所谓“群众路线”强调的是强化党和群众的连结,使党能领导群众,群众能支持党。而在社会治理中,所谓的群众还包括NGO和志愿者组织等,透过购买社工服务、招募“治安志愿者”等方式,共产党掌控了这些社会自组织的发展,并透过他们安抚、监控社会不安群体。

即使这些治理手段都不是由政府直接执行,但党的角色无所不在。更确切的说,在“群众路线”的思维下,共产党透过这些社会自组织协助,重新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扑灭政权的潜在威胁。

“枫桥经验”的重现,标志着习近平把“群众路线”的历史挪用到社会治理上:共产党透过对社会自组织的控制,延伸了对基层社会的渗透能力,并借用社会力量缓解社会矛盾。即使具体的成效仍有待观察,但中共社会治理的策略,已经和胡锦涛时代走向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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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沈朋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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