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新疆治理这么难 从“王胡子”传闻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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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新疆没什么再教育营,更准确地说,是反恐维稳、反对极端主义建立的职业技能培训中心。”这是中国两会新疆代表团媒体开放日当天,面对英国媒体记者针对“再教育营”提问时新疆自治区主席的回答。

新疆“再教育营”究竟情形如何?中共治疆的逻辑又是什么?马大正,一个几乎每年都会前往新疆,甚至好几次与新疆恐怖袭击擦肩而过的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权威学者,从亲身经历以及历史维度,为你解读为外界困惑的中共重典治理新疆之乱的深层逻辑。

本次采访共分三篇,以下为第二篇。相关阅读:【北京智囊谈新疆:被“再教育营”掩盖的真问题

多维:经过这些年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治理,新疆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对于这些变化,以及新疆历史变迁,各方都有很多不了解的东西,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分歧。您能否简单讲述一下新疆从反分裂斗争到反恐斗争的发展脉络?

马大正:
新疆的分裂反分裂斗争,在整个20世纪100年里,没有断过。最初是传播分裂主义思想,后来形成一批信仰这个思想的精英,这些精英里产生一个领导集体,再后来他们这个思想变成了政治行动。这个是共同的规律。在新疆,这个发展过程从上世纪初到30年代就走完了。

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新疆历史上就产生了第一个分裂主义政权,叫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这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分裂主义政权。40年代,在“三区革命”的时候,又出来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

这是新疆历史上存在过的两个分裂主义政权。尽管第一个分裂主义政权从产生到垮台只有三个月,第二个存在了一年半,但是反映出分裂势力的政治诉求,而且一直没有消失。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分裂主义思潮受到了很大打击,但是没有断。根据我们的研究,上世纪50年代以后,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斗争没有停过,只是形式有所改变,从轰轰烈烈变得相对安静一些。因为王震采取了革命手段。

王震对新疆的早期治理,为该地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图源:浙江图书馆)

多维:听说王震采取的是非常强硬的治理手段。因为王震畜过很长的胡子,得到一个外号叫“王胡子”。中国民间和网络里至今都有一些关于“王胡子”的传闻。

马大正:
只要暴乱就镇压。王震当时的这种措施,给新疆带来了十年的安定。新疆的社会改革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工业化的基础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这个时期非常重要,王震的历史功绩就在这里。

到了60年代以后,苏联也参与进来了。在此之前,分裂势力的国际背景主要是美国,还有土耳其。到了60年代以后,美国、土耳其还在活动,但是苏联后来居上。局面变得更复杂了,搞分裂活动的人员发生了变化。由于苏联的介入,当地的官员、知识分子、青年团员、共产党员,甚至有一些是原先“三区革命”的领导,都成了分裂势力的成员。苏联直接参与的新疆动乱,是伊犁的1962年“5·29反革命暴乱事件”,大批中国边民外逃苏联。

不过,这时期的分裂主义仍然没成大气候。文革十年那么乱,新疆的派系斗争也不是以民族为界线。各个派系主要是基于观点的差异,例如,有保王恩茂(曾任新疆当局排名第一的领导人)的派系,也有反王恩茂的,没有哪个是纯粹以民族为划分标准的。

多维:新疆当时的情况和整个中国其他地区差不多吗?

马大正:
对。从66年到76年的文革里,新疆只发生了一个有关分裂势力的案例,破获了一个“东突厥斯坦革命党”的分裂主义政治组织。它的背景是苏联,涉案人员有三千多人,但是最后处理的只判了一百多人,其他的都作为认识问题化解了。

但是这个化解的处理方式后遗症很大。只是在组织上清理了,思想上没有清理。所以到了70年代末,整个80年代,新疆的分裂思潮、活动沉渣泛起。

多维:为什么有这种变化?

马大正: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形势宽松了,我们的政策有误差,该统战的统而不战,不该平反的也平反了。

多维:据说释放了很多思想极端的人。

马大正:
对。那些被压在下面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了。所以整个80年代新疆分裂势力,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坐大”的阶段。所谓“坐大”,就是“成气候”了。

到了90年代,新疆的分裂反分裂局面受到整个国际形势的影响。暴恐活动成了分裂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它的标志性事件就是1990年4月5日的“巴仁乡暴乱”。

多维:这期间分裂活动还有境外的指导吗?

马大正:
有的有,有的没有。那个时候西亚、中亚的分裂组织也在进行渗透。到了“9·11事件”以后,新疆逐渐安定了一点。我当时提出来说,不要太乐观,因为这时候的安定不是因为把分裂势力彻底消灭了,而是有他们主动改变策略的因素在起作用。

多维: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原因?

马大正:
在1995年以后,中国镇压分裂势力的力度大大加强。“9·11事件”以后,恐怖主义在全世界成了过街的耗子,境外的恐怖组织为了保存自己的活动空间,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策略。

21世纪的前五六年里,新疆局势相对比较安定,但是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分裂组织没有被摧垮。所以到2007年以后,暴恐活动又开始反弹了,2009年就发生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后采取的措施,依然没有解决问题,一直到2016年8月,陈全国去了新疆。

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斗争中,中国政府是无所作为的吗?当然不是。对分裂势力也采取了很多举施,但是现在看来,这些举措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因为治标而没治本。

举例来说,在80年代针对分裂势力的“反汉”、“排汉”等等活动,中央把王恩茂调去了新疆,恢复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些都是针对当时新疆形势所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王恩茂当时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这个判断是正确的。王恩茂继而提出,为解决这个问题,要搞“民族团结”。于是就有了“民族团结月”,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每年都会搞这个活动。

“民族团结”当然重要。但是,这个药方针对性到底强不强?或者说,通过“民族团结”能不能彻底解决新疆的问题?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有一个可以看到的现象,80年代提出“民族团结”、“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同时,新疆的分裂势力还在发展,新疆的分裂活动并未终止,而且正是在这个年代里新疆分裂势力坐大了。

恐怖活动的特点是,只要出事了,制造了恐怖气氛,就达到了它的目的。所以必须解决思想问题,消除意识形态领域的歪理邪说。

多维: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些障碍、难点?

马大正:
现在来看,维吾尔族的精英问题很大。所谓“两面人”这个词,很早就开始说了,但是不敢动。陈全国动了这些人。

多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时候,很多大学生都参与了进去。

马大正:
对。所以维吾尔精英、维吾尔官员里面的“两面人”,问题触目惊心。到了2017年,这个“脓包”才被捅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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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青苹 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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