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周强站队:金融管辖大权在握 上海中心地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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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4 11:42:22

中国“两会”期间,最高法院院长周强3月12日做述职报告,披露成立未久的上海金融法院斩获不少,自2018年8月20日至2019年2月20日7个月间共受理案件2,351件,标的额人民币354亿余元(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中共意图令上海跻身国际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于是将具有集中管辖权的全国第一个金融法院落户上海,而今次“两会”更有声音主张赋予起更多管辖权,比如当下刚刚上市的科创板。料在当下中国金融安全高度危险背景下,该法院定然会扮演更多角色。

上海金融法院的出现不仅是中国司法改革的成果还是金融防控领域的尝试(图源:VCG)

自中共十九大后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聚焦到金融领域,金融风控便作为中共高层会议中的高频词汇被频频提及,在最近的从中国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全会上到3月11日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主持召开的一场集中学习会,都在反复强调防范金融风险。

中共高层决策者对金融领域的风险聚焦并非无的放矢,而是深知其危害性。金融风险的发生不仅是对金融机构的打击,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极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运转失灵,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乃至产生群体事件等次生效应,甚至是政治危机。而中国不是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教训。2015年中国股灾(2015年初中国上海、深圳两市股市交易的股市指数在短期内出现暴跌的事件)给中国一代股民及中国政府带来的记忆应当是深刻的,一年之内,中国股市经历三次大规模暴跌,市值蒸发几十万亿,一代中产阶级在这场股灾中被吞噬。随后逐渐浮出水面的是内幕交易及金融腐败。

从那场股灾掀起的中国金融反腐开始,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中国银监会主席助理杨家才、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赖小民等的相继落马使得中共反腐在中国金融圈掀起指向“高层运动”的反腐阵势。这样的“斩首”模式在一个时间段里成为中国金融领域相当具有话题性及震慑力的举措。但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国互联网金融、民间借贷、非法集资等方面金融风险较分散的形势下,再依靠“运动式”反腐已是不合时宜。此外,金融反腐虽具有震慑力,但其滞后性的监管功能很难发挥“防范”的效果。

在2017年7月的中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称对金融风控要把“主动防范”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而这就要摆脱对运动式的金融反腐的依赖,加强制度性的监管及体系化的预警防范。

而出现在中国最高法及中国全国人大报告里的上海金融法院便是习近平口中金融防控体系化的新探索。成立于2008年的上海金融法院是中国首个金融法院,其不仅有审判职能,还集金融案件审判、金融司法研究、金融风险评估功能于一体。直白地说,上海金融法院不仅担负审判职能,还要发挥其司法职能为中国金融风险防控提供保障。

不同于一般的法院,上海金融法院因其法官的专业性结构在处理金融案件上更加快速、规范,能够及时应对金融领域疑难复杂案件和影响金融市场稳定的重大敏感案件。更为重要的是,金融法院可以利用存储的大数据分析,掌握金融领域的病灶,作出评估。

尤其在中共作出“面对波云诡谲的国内外环境,要防范‘黑天鹅’和‘灰犀牛’”的判断之下,中国对金融风险的警惕已不再仅仅是2015年股灾的重演,更有可能是诸如P2P暴雷潮类型的金融事故所引发的区域性风险和群体性事件。而对于这些风险的防范则就可有赖于金融大数据的分析、对金融市场乱象的摸查清理及专业高效的评估分析。

就在中国两会前夕,针对有中国证券从业人员涉嫌操纵亲属账户炒股被上海证监局开出4,300万余元(1元人民币约合0.148美元)罚款一事,上海金融银行维持了这一处罚决定。这起案件不仅是中国证监会史上所有派出机构最大额罚单,也是上海金融法院审理的首起涉金融行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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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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