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修干部条例 谁会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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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共印发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引发外界关注。迄今为止,这是该条例自2002年诞生之后第二次修订,此前曾于2014年被修订过一次。而这次修订是为了通过完善该条例使中共选人用人方面能够与时俱进。

李克强在今年中国两会上痛批不作为的官场生态(图源:Reuters)

新版干部任用条例中一些内容的修改、调整,被不少网友称之为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意味。例如相较于2014年版的干部任用条例,此次修订删去了“注重使用后备干部”的表述。

也就是说选拔干部人才不必一定要在后备干部中挑选,那还可以从哪些群体里挑?新修订条例增加了“注意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推动形成国有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干部人才及时进入党政机关的良性工作机制”“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少数民族干部和党外干部工作”等内容,明显扩大了选拔范围。

新修订条例中有一个地方特别值得注意,即“要求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在基本条件中增加“主动担当作为”“有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提出“对符合有关规定给予容错的干部,应当客观公正对待”等。这显然是突出了对有作为官员的重用。

为何以上勇于担当、善于作为的人才成了干部选拔时的香饽饽?近年来,中共官场的不作为现象十分突出,官员懒政怠政比较严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备受诟病。“干得多就错得多”的观念普遍存在于中国官场,官员们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碌碌无为。对此民众纷纷抱怨:“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中共高层也多次讲话要求治理,近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更是在面对全世界媒体做《政府工作报告》时,痛批官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官僚不作为之所以成为中国官场的普遍现象,深层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内在困境。一般来讲,当威权体制未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出现政治放权,官僚阶层自主性和积极性会相应变强,但容易滋生贪污腐败。而当威权体制权威集中,政治收权,则会导致庞大官僚集团的自主性降低,陷入“不作为”和“形式主义”乱作为两个极端:当高层并未强力推动一项政策时,基层官僚往往会消极怠政;相反,当高层通过“政治高压”推动一项政策时,官僚们为了避免问责,就容易“形式主义”地执行任务,将政策层层加码,最后在基层扭曲、变异。

不管是“不作为”还是被动的“形式主义”乱作为,都是不健康的官场生态。从短期来看,“不作为”的破坏性似乎不是很明显,但如果官员尸位素餐的“不作为”风气得不到及时遏制,必然会波及到更大的范围,浪费行政资源,降低行政效率,导致整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退化和弱化。

在这种官场生态下,敢作敢当的官员自然成了中共决策层眼里的香饽饽,而中共屡屡提到的容错纠错机制,正是为了激励各级官僚想干事、能干事、不怕事、干成事,解决官场不作为痼疾。但从长期来看,中共决策层除了要继续努力选拔敢作敢为的干部人才、为国家治理建设队伍注入新鲜血液之外,还应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准,克服威权体制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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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高清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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