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与达赖喇嘛各执一词 知情人士揭开幕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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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达赖喇嘛逃离中国第60个年头,当年24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如今也已84岁。3月27日,中国发布了《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中国的西藏局势,流亡藏人的命运,达赖喇嘛个人的生命,彼此之间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60年前达赖喇嘛的逃离至今纠缠不清,达赖喇嘛去世之后难免将再度引发纷争。

近日,多维新闻采访了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许建英。许建英还原了1959年达赖喇嘛逃离前后的一些历史细节,并对达赖喇嘛去世之后的可能性进行了一番分析。

本次采访将分为两篇呈现,以下为第一篇。

新疆与西藏都曾经是中国受到外界高度关注的边疆地区。相较于新疆近些年话题新闻众多,西藏显得比较沉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你如何看西藏目前的状态?

许建英:
从20世纪末开始,中国边疆问题明显增多,到2008年、2009年达到高峰。乌鲁木齐“7·5”事件是新的边疆危机的体现。西藏在2008年出现的“三一四事件”,是因为治理没有完全到位,出现了放松的情况和疏漏的地方,比如寺庙被长期疏忽。

就西藏而言,寺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场所。历史上的西藏,在达赖喇嘛时期是政教合一的,所以寺庙不仅仅是信徒的聚居地,还是政治活动场所。但由于长时间中央政府和西藏政府对寺庙的治理很放松,寺庙成为境内外分裂势力勾结进行分裂活动的场所。事实上几年前僧人自焚就是这些人长时间组织策划的结果。

陈全国主政西藏之后,对寺庙抓的非常紧,措施也得当,所以情况就好多了。

陈全国就任西藏党委书记之后,逐渐稳定了西藏的形势(图源:VCG)

多维:陈全国当时具体是怎么治理的?

许建英:
比如向寺庙派遣驻寺工作组。之前寺庙由于宗教原因,似乎已经成为了法外之地,但工作组这种治理举措将寺庙重新纳入了国法之内。

另外,近十几年,西藏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发展速度非常快,要知道西藏的资源、环境以及人才都不是很好。西藏去年经济突破1,400亿(1元人民币约合0.1491美元),人均也相当可观,大概3万元至4万元。举国援藏的政策也加强了内地各省市和西藏藏族人民之间的理解,比如上海就有长期的援藏项目,上海与西藏之间的相互了解就大大加强,感情加深很多。

援藏非常不容易,很多人由于不适应,身体都会有很大的变化,但他们仍然长期扎根西藏各地工作,值得敬佩。

当然,除了上述抓重点寺庙治理、经济的发展以及举国援藏模式外,西藏政府还在很多治理细节上摸索出了一套办法,引进了一些科技手段进行网络化管理的现代管理措施。

总之,西藏的稳定是综合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多维:可以说,2008年是中国治理西藏由松到紧的转折点。

许建英:
对,而且从结果来看,从混乱到治理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多维:那么达赖喇嘛在这一期间的角色是怎样的?毕竟当人们提到西藏的问题时,就一定会提到达赖喇嘛,也会把西藏问题与达赖喇嘛问题划等号。但在我们判断,随着时间的流逝,一方面达赖喇嘛的年龄也越来越大了,一方面他的影响力也不如以前那样重要了。你如何看待达赖喇嘛与西藏之间的问题?

许建英:
达赖喇嘛以及流亡藏人长期生活在印度,一直对西藏产生着影响。这种影响有两个,其一,达赖喇嘛本身在西藏人心目中还仍然有宗教层面影响力;其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达赖喇嘛利用外部势力的资助,搞一些分裂活动。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中国政策大幅度放松,外部敌对势力便渗透进来,向西藏传递了错误观念和分裂幻想,这种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

但如今随着西藏的快速发展,我个人认为,达赖喇嘛面对这样的现实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也很难找到对中国政府的批评点,毕竟我们在很多方面是做得不错的。

多维:不过历史问题会不会成为中国政府治藏的一个把柄?对于60年前发生的事情,如今有各有各的说法,历史真相和细节也会成为双方的筹码。

许建英:
关于1959年西藏叛乱事件,作为达赖喇嘛本人,他肯定有着自己一套说辞和解释,但很多是难以站得住脚的。首先,这个事件本身的责任在达赖喇嘛,事件本质是他发动了叛乱。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1950年10月昌都战役后,达赖喇嘛政权认同走和平道路,次年与中央政府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议》)。

多维:有说法称,当时签订这项协议的西藏谈判代表,没有得到达赖喇嘛的授权。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许建英:
当时与中央签订协议的是阿沛·阿旺晋美,是达赖喇嘛派来的,代表达赖喇嘛。谈判过程持续两个多月,期间阿沛·阿旺晋美始终与达赖喇嘛有汇报,因此达赖喇嘛说没有授权或者听到汇报是站不住脚的。

1951年5月23日双方签订了协议,1954年达赖喇嘛和班禅一起还去过北京,这就说明达赖喇嘛是认可这项协议的。可见,这项协议是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并经达赖喇嘛本人同意和认可的。

另外,从协议本身看,最主要是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同时,协议强调根据中央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确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自然也应该走民族区域自治道路。这些都在协议中写明,说明西藏的民主改革是必须的,并且达赖喇嘛也是认同的。

达赖喇嘛之后总说是西藏由于施行改革,违背了《十七条协议》,所以他才反叛。但事实是,民主改革得到达赖喇嘛同意,况且在改革进程方面,中央政府也与达赖喇嘛有过商量。毛泽东对达赖喇嘛说过,西藏的改革可以慢慢来,中央采取的是“慎重稳进”的政策。对于西藏的民主改革,毛泽东并不着急,他在1956年曾说,西藏改革可以再往后推迟六年,就是所谓“六年不改”政策;一切听达赖喇嘛和班禅的意见,根据实际情况看是否要改。

1955年,中国已经成立了4个自治区,西藏当时仅仅成立了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事实上在中国的其他藏区,比如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等地的藏区,已开始进行了民主改革,而西藏本地则没有开始。可是,达赖喇嘛及西藏贵族势力反对任何改革,之后西藏地区还成立了所谓“四水六岗”卫教军,实际上就是武装部队,对抗中央。对此达赖喇嘛本人也是知情的,还授予了他们礼物。

于是1959年3月17日,西藏暴动,拉萨本地的叛乱很快便被镇压,其他边远地区一直持续到1962年。这说明达赖喇嘛对这次暴动的动员还是非常广泛的,并不是像达赖喇嘛说的那样没有准备,更不是因为西藏民主改革了,达赖喇嘛才叛乱的。相反,是达赖喇嘛及其贵族集团本人从内心层面不愿意放弃特权和地位。

多维:但是从外面的一些资料和报道看,达赖喇嘛在很多事情发生发展中一直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都是他身边的王公贵族在操作。

许建英:
在我看来,达赖喇嘛本人当时年纪虽然并不是很大,但这样重大的事情,他是一定有自己的思考的,毕竟他是被从小培养的政治人物。所以我认为他的那些说法很多都是他的托词。就假定他是被裹挟了,但后来他也并没有回来,仍然坚持所谓的“中间道路”和“大西藏地区”,实际上仍然坚持独立,实行分裂。

所以,1959年的问题核心,还是达赖喇嘛以及西藏上层政府不愿意放弃旧制度、旧体系和特权。当然,这次事件也与境外势力的影响有关,比如美国的介入。我此前去美国访问,看到过一些档案,的确美国有帮助训练藏人、提供资金、散发传单。英国则更不愿放弃它的帝国主义理念。印度的变化也对西藏有影响。事实上印度在新中国建国初期与中国关系不错,但从1959年后,关系逐渐恶化,实际上印度也直接插手了西藏问题。这些都给达赖喇嘛提供了对抗中央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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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青苹 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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