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者谈新疆“再教育营” “柔性治疆”为何难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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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疆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也即西方所称的“再教育营”,受到各方持续性的关注与争议。中西各执一词,真相究竟是什么?中国对新疆治理的政策发生了怎样的转变?这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

多维新闻采访了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教授许建英。许建英介绍了新疆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深层逻辑与原因,并谈及了“清真泛化”、“伊斯兰中国化”等问题。

本次采访将分为三篇,以下为第一篇。

多维:新疆近几年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特别是当地设置的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以下简称“教培中心”),也就是外界所称的“再教育营”。你是否进行过这方面的调研,能否简单介绍一些相关情况?

许建英:
我在2017年就去过教培中心,2018年也去过几处。国外有些人流传教培中心里有200多万人,纯粹是胡说八道。国外所说的数字,可能是通过图像分析,也可能通过被释放的教培人员提供的信息。但这些信息都不准确。

对于教培中心,我认为在治理宗教极端思想、去极端化方面,在帮助犯错误者乃至犯轻罪者改正方面,在帮助没有技能的年轻人获取劳动技能方面,在普及国家法律和通用语言方面,都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是不能否认的。

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原因就是语言不通(图源:新华社)

现在教培中心有三个基本功能,第一个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第二个是学习法律,第三个是学习劳动技能。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那些有轻微罪行者。其实有的罪行也已经不轻了,但是因为人数比较多。新疆南疆地区曾一度疏于管理,境外宗教势力渗透非常严重,相当一批人都感染了极端思想。这是以往没有正视的现实。

多维:如何确定一个人的罪行?如果说拥有极端思想就是一种罪行,但是思想其实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罪行则是比较明确的,比如盗窃、抢劫、危害国家安全。那么,该如何确定一个人拥有宗教极端思想,该如何界定、判断?会不会有一些伤及无辜的情况?

许建英:
2017年4月新疆开始施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里面有一些具体的说法。我们也了解过,有的是亲自参与暴恐,有的传播宗教极端思想,有的保存煽动极端思想和从事暴恐活动音视频、光盘、纸质媒介。当地有规定,观看这样的东西也属于违法违规。听起来这样的标准可能有些不严谨,但是事实情况真的就有那么严重。很多人正是看了这些之后,就去搞暴恐了。

我们认为新疆“东突”恐怖主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个是从1990年巴仁乡“4·5”事件到2000年,是恐怖主义的传统阶段。他们成立40多个政党组织,打着宗教的旗号,搞恐怖主义。这些所谓政党容易被破获,因为他们有系统的组织,诸如总统、军事部长、宣传部长等,经常被顺藤摸瓜,一网打尽。

2001年美国“9·11”事件以后直至2008年是新疆恐怖主义过渡阶段。境外恐怖主义思想和组织渗透到新疆,例如伊扎布特就是典型,该组织有庞大而严谨的网络组织,划分很多层级,发展了很多信徒,。但是,这段时期恐怖活动比较少,以宗教极端思想洗脑则非常突出。从2008年“3·7”炸机未遂事件开始,经历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一直到2016年底,则是“东突”恐怖活动的意识形态化阶段,主张“迁徙圣战”和“就地圣战”。

很多“东突”暴恐活动并没有组织,那些恐怖分子只是听了音频、看了视频,就去搞恐怖活动。例如2012年叶城的“2·28”事件,几个人才认识3个月,看过极端主义视频以后组成团伙,就上街搞恐怖活动了,5分钟之内就杀了10多人。再如,2008年喀什“8·4”事件、2014年喀什“7·30”事件、“7·31”事件,都是这样。

多维:国外有一个说法,叫作“独狼式的恐怖主义”。

许建英:
对。他们都已经被意识形态洗脑了。有“独狼式”,也有“家族式”,北京天安门“10·28”事件就是家族式,昆明“3·1”事件是“迁徙圣战”的典型。

这就是为什么很长时间里,新疆实行“怀柔政策”起不到一点作用的原因。现在通讯方式发达,通过光碟、手机、互联网,传播得太快。所以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看极端主义光碟、听极端主义音频就是非常重要的标准,难道一定还非要等到搞了暴恐活动才可以清晰界定犯罪吗?

多维:有没有可能是别人发给自己,但是自己还没有看的情况?

许建英:
我认为恐怖主义问题必须从严治理。我们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公安系统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和经验,也有技术手段,能够判断出来你是否看过了,是否传播了。

我调研时候了解到,那些意识形态化恐怖主义演变是超出了善良人们的想象的。有段时间简直就不可遏制。那时南疆一些地方的维吾尔人穿黑袍、畜胡子、戴黑头巾,把维吾尔传统的民俗都丢了。黑袍其实根本就不是维吾尔族的。那么就要问一问,为什么要穿黑袍,为什么自己传统的服装都不穿了?

在我看来,外面有些批评听起来有道理、都是大道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了解新疆的实际,其实就没有道理了。在恐怖主义活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只要有证据证明看过和传播了暴恐音视频,就有理由怀疑是潜在的危险分子。但是,新疆政府并不会仅仅为此就要判他刑,以坐牢惩罚,而只是教育。这样为什么不可以?

多维:教培中心的效果如何?

许建英:
效果是比较好的。起码告知了他们什么是极端思想,什么是违法的,什么是不能做的。乱世要用重典。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矫枉必须过正”,对新疆极端主义的治理必须使用强力手段。

必须承认,新疆有段时间管理是过于宽松了,甚至失去法律底线了。法律上有“两少一宽”的政策(即,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杀少,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有的人犯了轻罪就可以不逮捕、不判刑。这样时间长了,有些人就可能认为自己可以犯罪,享有特权。但是现在是依法治国,就是要发出清晰的信息,那样是不行的,是法治所不允许的。所以我认为,教培新中心的核心是树立了法治的观念。不论是哪个民族的公民,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必须守法。

多维:据说还会给教培中心里的学员发工资?

许建英:
他们现在参与劳动,会发一定的工资。多的可以拿到两千元,少的也能拿一千出头。他们既可学技能,又有收入。

当然我觉得教培中心自身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就我的理解,中国政府在去极端化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以作为防范暴恐、去极端化的模式。因为新疆周边那么多恐怖主义高发区,可以相互交流经验,共同治理极端主义,维持区域和平稳定。

因此简单地说,第一,教培中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第二,教培中心还需要完善,明确教材和各项教育标准。

多维:可持续性如何?

许建英:
这个还需要实践检验。就目前来看,达到标准放出去以后再进来的情况几乎没有。

这件事已经引起广泛国内外注目,中国政府既然已经取得效果,那么确实可以认真总结和完善,形成治理极端主义的中国模式。

多维:中国政府在很多事情上都不会主动去说,这也助长了外界的想象和猜测。你刚才说希望将其作为一个典范,怎样才能让外边理解?

许建英:
其实我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不少国外学者,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也表示,中国治理新疆这样民族和宗教问题复杂的边疆地区,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从来没有好好宣传;他们一直都不知道,到新疆以后才了解到并不是之前想象的情况。他们说得很诚恳,反映出的确不仅需要做得好,也需要讲好、宣传好。

多维:2018年下半年后,中国政府好像在逐渐对外公开。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新疆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都曾在教培中心问题上作出澄清。但是西方似乎还是坚持自己的理念和说法。

许建英:
中国在国家治理上理应该说有自己的经验,我们有自己的痛处,也有自己的治理办法。所以我认为正确的、有效的政策就要坚持,不断加以完善。考虑到现在的国际环境,确实应该把新疆面临的极端主义问题及其治理模式介绍出去,让西方国家理解和支持,把事办好还要宣传好。

我觉得还需要明确一点,不管中国做什么事,西方有些国家总是会找到借口来指责,其意识形态挂帅也是有目共睹的。在对待极端主义问题上,西方已经付出代价,我认为要不了多久,他们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也许那时候才理解中国新疆的治理模式。

西方掌握着国际话语权,经常拿“人权”指责中国新疆政策。其实,尊重人权也是中国政府长期所坚持的理念,中国也一直在发展自己的人权。但是,在教培中心的人基本都是犯了罪的人。对于犯罪之人,他们的人权受到适当的克减,我觉得的正常的,也是正当的。难道犯罪之人也要和正常人享受同样的人权吗?美国为什么要打死本·拉登?为什么在关塔那摩也关了那么多恐怖分子人?道理是一样的。

多维:其实西方国家也是一样。法国就有规定,在沙滩不能穿着包裹全身的“布基尼”服饰。但是当中国也做了同样的事,西方就能形成一种批判的气势,让中国很难堪。

许建英:
西方教培中心这件事从欧洲炒到美国,从美国炒到澳洲,炒一圈下来,就变成世界性舆论了。近30年来,恐怖主义对中国造成的麻烦已经很清楚,但是西方搞这种“双重标准”确实让人觉得很无奈。

多维:您刚才提到张春贤“柔性治疆”,陈全国则是铁腕治疆。人们很容易把对新疆的治理归结于当时的领导者。但是不论是怎样的做法,可能都只是执行者。您怎么看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许建英:
他们都有各自的行政风格,不同的历史阶段施政可能需要有些差异。张春贤时期,新疆的主调是“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但是,就我个人理解,在新疆这样的地区同时追求两个目标很难。

张春贤本人对新疆发展是有贡献的,他离开的时候新疆的GDP总量达到了9千多亿元人民币,几乎翻了一番。在反恐和去极端化方面,他也采取了一些强有力的措施。但是“两手抓”,确实很难兼顾。

因为经济是要搞“活”,就需要宽松环境;但是治理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又必须从“严”,需要坚决治理。这是一对矛盾。所以,当时对张春贤很不容易,特别是在“7·5”事件的烂摊子上,同时抓两个目标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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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青苹 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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