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爱国犯错论与青年“宽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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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的五四运动被中共塑造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象征(图源:Getty)

北京时间4月30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五四百年大会上发表了历来最长的一篇五四讲话,全文共计超过七千字。在这场中共政治局常委和“特殊”的王岐山等悉数出席的会议上,习近平重新审视了五四运动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他回应了一个三十年来中共一直回避的问题:中共究竟应该如何与那些充满热情却冲动的青年相处——习近平说对待犯错青年“能包容多包容”。中共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非正统社会思潮对社会主义的挑战一直心存芥蒂,至今不减。尤其是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运动后,即便每年中共官方都会纪念1919年由青年学生发起的政治运动,但是对思想和社会参与活跃的青年群体一直怀揣着矛盾和复杂的心理。

自1989年5月3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五四讲话后,中共高层从未像今天的习近平那样在公开的讲话中暗示如何对待犯错的和迷惘的青年。

“三个定性”

自1978年以来,中共在每次逢十年份都会具有规模盛大的五四运动周年大会。1979年5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五四6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总计2,600多字。这是中共历次纪念讲话中篇幅最短的。

1989年5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在风雨飘摇的时间节点举行五四运动70周年纪念大会,其本人的发言4,600多字,次日发表在《人民日报》。 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分别在1999年、2009发表五四纪念长篇讲话,全文均在6,600字左右。 

今次,习近平的讲话全文超过7,200字,为历来篇幅最长的一次。 

更重要的是,在中共官方语境中, 五四运动出现了新的定性。此前,中共一直强调其救亡图存的政治价值,尽管承认“爱国、救亡”的精神之外拥有“民主、科学”价值,但后者并不突出。这也正是自由派学者不满五四运动,批评“救亡”压倒“启蒙”导致中国社会价值断层和文化性格缺陷的原因。

习近平在4月19日的中共政治局集体学习上呼吁将五四运动置于绵延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进程中,170年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五四运动的意义已经远远不仅仅是一场爱国革命运动或者社会文化运动,而是已经认识到上升或者“恢复”到其思想启蒙重塑中国近现代国民精神的价值。

在4月30日的讲话中,习近平给出了最新的答案:

 
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的五四运动是,
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
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怎么样爱国”

中共是一个以青年学生运动起家的政党,在其所领导和参与的政治运动中,青年学生一直是其不可或缺的天然盟友,甚至早期的中共很多领导人本身便出身于青年学生群体。 

但是,这种“盟友”关系并不是一路顺畅、亲密无间的。对中共来说,1989年的青年学生运动是一次显然受到世界民主化潮流的“大气候”影响的政治挑战。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青年学生的抗议声浪中仍然召开了五四70周年大会。

六四一辈一直追问的是当年学生爱国吗,如是那么爱国何罪(图源:Getty)

在他的讲话中,他告诫那些政治热情高涨的青年学生,“身在稳定之中,有时不大觉得稳定之可贵,但是,如果一旦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我们渴望办成的事,就一件也办不成;连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毁于一旦。如果把稳定破坏了,能得到什么呢?能得到民主和科学的进步吗?能得到改革和建设的果实吗?能得到中国的振兴吗?都不能!只能得到动乱。”而“如果再发生动乱……,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如果出现那种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就一概都谈不上”。

在当时的严峻局面下,赵紫阳承认青年学生思索国家前途命运时,“难免有偏颇和迷惘”,但宁愿相信他们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

六四事件最终还是发生,自此以后,无论是胡锦涛还是李长春再未承认青年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而是一直试图鼓励青年应该“爱国”,全身心地投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在1999年5月4日,胡锦涛告诫说西方大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行“西化”、“分化”的战略企图没有也不可能改变。

时隔30年,在意识到今天青年学生群体的活跃性和广泛的社会参与度后,习近平在此次五四讲话中的确公开承认并回应了1989年以来的青年政治运动禁忌。

在其看来,青年学生群体就是要懂得爱国、要懂得怎样爱国。“一个人不爱国,甚至欺骗祖国、背叛祖国,那在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都是很丢脸的,也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他说道,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途、一切把负重前行当吃亏、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责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成不了事的,也是难以真正获得人生快乐的。那么,如何才是爱国呢?在其看来,便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

而更重要的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剧变,各种社会思潮强烈地冲击着中共的正统意识形态。在思维活跃、政治热情高涨的西方自由价值观念的青年信徒中,甚至不缺乏活跃的挑衅者。事实上,当年六四事件便是如此。如今六四事件30周年,海内外重新审视六四一代青年的政治抉择时,习近平第一次给予了自己的思考:当青年犯了错误、做了错事时要及时指出并帮助他们纠正,对一些青年思想上的一时冲动或偏激要多教育引导,能包容要包容,多给他们一点提高自我认识的时间和空间,不要过于苛责。

或许,在当下,这是外界所能听到的来自中共最高层的最现实最直接的六四回应。当然,也许习近平只是在宽慰那些潜在的青年政治异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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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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