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五四”请下神坛:庶民视野里的“五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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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爆发五四运动的1919年,中国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现在回顾起来,就算在大国争夺下深陷恐怖主义和战争灾难的叙利亚恐怕也难以比拟。观诸当时中外军政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西方在根据战争结果忙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民国成立八年之内,社会不仅未曾安定,经济未得尺寸发展,反而陷入军阀混战割据,无能透顶的北洋政府不仅无法结束国内战乱,作为战胜国也毫无支配自身国家命运的能力,在巴黎和会上只能任由西方宰割。而当时的中国人民,就以极度贫困的肉身生活在这炼狱的最底层,承受着列强、军阀和地主的压榨盘剥。

这种暗无天日的境况,并没有让中国人绝望,反而在煎熬中促成了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第一次集体觉醒,五四运动于是爆发。在五四运动爆发前,知识分子已经在酝酿着一场新文化运动,倡议者致力涤荡旧文化、同时建设符合时代、进步的新文化,最具体的展现即是西方几种新思潮的引进以及文学改良(或曰革命),包含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激进主义等。新文化运动延续至五四运动,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号召下,进一步确立了救亡图存的主调。但一百年来,胸怀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在谈论这场运动时,却经常陷入精英困境,或陷入宏大的政治叙述,或为“救亡压倒启蒙”而懊悔,忽略了这场运动的庶民意义。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提出过多的理想,而过少关注到当时中国真正的底层生活问题(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举凡自由主义者如胡适,强调实验主义的科学,以及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而较偏向社会主义的陈独秀,则着重总体而非个人的民主。鲁迅则一方面肯定科学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同时警惕以“科学为宗教”的迷思;鲁迅也认同“政治之权,主以百姓”的“社会民主之思”。当时胡适的老师杜威(John Dewey)正好来到中国讲学两年,所以自由主义的思潮较为兴盛,再加上长久以来,中国大陆以外五四话语权的主导者,皆奉自由主义为圭臬,这使得对五四的理解一直趋向以偏概全。

民主与科学这两位先生蔚为风潮,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亟思使国家进步的重要解方,但背后也仍有一种“仰望西方”、视之为彼岸的理想感。诚然,理想主义是每个时代都必须要有的精神信念,但是这些精英过于将理想主义摆在前面,反倒会使那个时代最重要、也最为根本的庶民生活问题受到忽略。

一个时代的基础必然是物质。五四运动除了精英与知识分子高喊德先生、赛先生以外,其实庶民最为关注的仍是“马先生”(Money)。中国为什么会弱?为什么需要救亡图存?甚至为什么需要启蒙?说到底,都是因为中国的物质力量与中国人的庶民生活,较之先进国家宛若天壤,急需现代化发展与建设。

以清末民初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来说,尽管当时人口调查与统计并不完善,但咸信农民至少占80%以上的人口,因此庶民生活的重心,实不能绕开农村经济与底层人民的生活。但民国初年的庶民经济,几乎只能以惨不忍睹、毫无办法形容,人民受到列强、军阀、地主与政府的多重压迫,连呼吸都变得很艰难。

五四运动发生前后,许多中国底层庶民生活相当困苦,就连赴欧战的“华工”,都免不了遭英国军官虐待。图为1918年欧洲战场上观看戏剧的人们,英国与中国观众被一道铁丝网分开(图源:维基百科公有领域)

距五四不久的1920年代,许多中外学者开始投入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美国学者卜凯(John Buck)1933年出版的《中国农家经济:中国七省十七县二八六六田场之研究》,是当时极为少数的中国农村经济专著。书中提到由于工商业不发达,社会无法流动,因而农夫过剩、耕种面积越来越小,田场面积不符合经济原则,形成恶性循环。王效文、陈传钢《中国土地问题》一书,也提到当时中国农村经济耕地面积缩小、荒地面积扩大的病态,背后是农产品价格低落、耕牛昂贵、肥料不足、地租负担大所造成,有不少土地甚至还成为种鸦片的“烟地”。按照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的统计,民国七年(1918年)耕地面积仅为民国三年(1914年)的83%。

中国土地切割零碎、太过精耕细作,每人平均耕地远远落后世界大多数国家。农村副业,如手工业或者棉业、纸业、织布、甚至茶等产品,也因为日美英等列强工业化生产的倾销,而失去生存空间。而谷贱伤农之余,为了改进生产工具,不少农民必须向高利贷借款,但背后拨款者又是列强的资本,这种结构性问题导致农村经济几乎无药可救,对“马先生”的渴求,简直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列强影响之外,军阀与地主也对底层庶民形成基本的压迫力量。军阀划地为王,靠的是养活军队的本事,而这又必须凭借向庶民征税来达成;地主则仰赖佃农向其缴交地租,但是不论以何种形式展现,地租的负担从来都不轻,佃农缴完地租往往所剩无几,地主收租以后,则累积土地兼并的资本,扩大贫富差距。军阀与地主,甚至是列强,更是有勾搭不清的权力、金钱关系,列强提供资本与武器给军阀、地主,后两者又盘剥底层人民的收入,吸干他们的血以维系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此情况下,人民生存压力之大,简直快要活不下去。

五四运动的时代,中国底层人民生活困苦,因为生产工具太原始,连行船都需要以人力作为动力。图为当代重现的陕西纤夫工作景象(图源:VCG)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高喊的德先生与赛先生,若是结合“马先生”这种庶民生活的观点,其实也就可以衔接更全面的认识。民主在当时中国的真正意义,不是要山寨西方某国的政治制度,而是顾及普罗大众生计、又对参政与人权有一定保障的制度呼吁;科学也并非要追求在哪些研究成果上赢过西方,而是如何把科学应用在生活上、提升生活质量。也就是说,如果对当时中国人民极其困顿的生活处境,以及背负在身上的列强、军阀与地主三座大山,闭眼不看、充耳不闻,那么“德先生”与“赛先生”就只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

如果说,“现代性”是一种心理状态,那么五四的历史正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缺陷,他们过于理想主义,不能脚踏实地,也与现实脱节,才会不断地从精神面向去“包装”五四,把五四拱上神坛,如同空中楼阁。这种认识,与中共一向强调的五四具有革命与斗争、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同样属于一体之两面,皆不够着墨于当时的庶民生活、以及当时中国问题之本质。

中国天津的五大道,装满不断交替上下野的军阀宅邸;摊开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也可填满各种提出不同想法的名人。但认识一个时代,切勿忽略的永远是那些上不了名人录的庶民生活。庶民在重压下为了生存努力的自我救赎,才是当年那场运动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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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林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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