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尚未完成的“五四”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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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大规模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图源:AP)

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年,中共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隆重的五四一百年纪念活动。习近平也打破中共先例以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发表五四讲话,高度评价五四精神为“爱国、进步、科学、民主”,并突出了五四的爱国主义,以引导五四精神与中共和社会主义相统一。如果说中共纪念更多是从“爱国、进步”的革命话语去谈五四在中国救亡图存过程中的历史功绩,那么,知识分子则把“赛先生”和“德先生”视为图腾。这两个光谱都忽视了五四另一位关键先生“马先生”(MONEY)。

对于中共来说,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年的意义就是要从今天立场去反思应该如何掌握这一段历史。相对于一百年前,今天中国真正站起来了,救亡图存目标也早已实现。这不只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最大工业国等经济数据,更重要的是,曾经让中国身处五四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内忧外患困局的所有元素都被替代了。今天中共要深思的是,如何更好地纪念五四,还有哪些未完成的五四使命?

尚需持续努力的“德先生”

“赛先生”和“德先生”是五四运动中最知名的两个概念。其中,“赛先生”是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借助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获得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简要称谓,而“德先生”代表的是西方当时正在不断兴起并需要持续修正、完善的民主精神。

对中共来说,对“赛先生”的重视已不成问题。早在毛时期中共就意识到科技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尽管反右和文革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过重大失误,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共拨乱反正充分地贯彻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在全社会塑造对于科学和理性的重视。正是中共对科学的举国重视,才促成了中国航天、原子弹和通信等科技领域的突飞猛进发展。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也逐渐受到官方更大重视,取得明显进步。可以说,在今天中国,科学、理性早已成为主流价值。

但在“德先生”层面,中共还处于探索期,仍面临着很多困难。对于中国来说,民主并不是一种陌生概念,但它的存在形态与之前以儒家传统思想为中心、异化了的保守主义有着本质差异。西方的民主概念是一种建基在个体主义之上的民主,是以单个主体为基础的民主;而中国人的民主是对关系的描述,主体是集体,可以是家庭、族群、各种大小的社会以及国家。但这并不表示中西两种民主概念是冲突的,只不过侧重点不一样。中国人一直只强调某种社会、家庭的集体关系,而西方民主则强调个体权利。

因此,中西方的区别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如何调和两种民主概念,寻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实现路径,才是关键。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将民主主义视作普世价值并不能说错,但将民主主义的理想制度模式锁定在西方正在发展以及面对各种挑战的既有制度上,就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暴露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狭隘和粗疏,他们应该对如何实现民主要有更深入研究,而不是将民主只是抽象地摆在神坛上崇拜,那是对民主制度现实作用的一种忽略。

就中共现行的集体主义式民主来说,它以马列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本身包含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的辩证统一,但在中共建国早期,由于个人崇拜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导致本就处于探索期的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人权受到极度侵犯。从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后,中共结合传统政治文化和西方民主精神的特点,努力探索适合中国方式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比如,中共实行党内民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共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提出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经济领域,中共推动更公平的经济改革,扩大民生福利保障,比如习近平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的扶贫目标,有助于实现被人忽略的经济民主。

可以说,中共的民主化探索一直在推进,也做过许多努力,但“德先生”还有不少短板,专制的历史残留还比较严重。在社会主义集体民主之下,个人权利如何充分保障一直是个难题。这就要求中共要继续努力,既要结合中国历史经验和传统思想,也要积极借鉴西方已有的民主经验,最终建立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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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余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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