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习近平要求中国公安进行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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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5月7日至8日,正当中共自2018年掀起的大规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攻坚阶段之际,习近平召开了中共建政以来的第二十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这也是继2003年以来,中国时隔16年再次召开的高规格全国公安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主管党务和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和政府系统的中国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韩正,部分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和中央公安系统负责人,以及各省区市党委、政法委、公安部门一把手都有参加。

习近平在全国公安会议上释放出中国公安要进行自我革命的信号(图源:新华社)

公安系统,俗称中共的“刀把子”,在马列主义(Marxism–Leninism)意识形态里一直被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力机关,不仅几乎涵盖了和中共政权安全相关的所有领域,是中共执政、维稳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而且是民众日常生活最常接触到的国家公权力,直接影响无数民众的切身利益。在改革开放后中共不断向现代化治理转型的过程中,公安系统尽管随之不断淡化专政色彩,日益突出公共服务功能,多数警察也任劳任怨、恪尽职守,为公共秩序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既有公安体制和治理理念严重滞后,暴力和专制作风盛行,缺乏基本人权概念,经常以维稳之名压制民众的正常维权行为,造成了不少与民众期望相悖的积弊和腐败问题。有些甚至警匪一家互相勾结形成共犯结构,既激化了社会矛盾,窒息了社会活力,侵蚀了民众对于国家和执政党的信心,又影响到中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情况,在前“政法王”周永康掌权时尤为严重。

为了解决公安系统弊病,习近平上任以来就严查政法系统腐败,改革政法系统,不仅清理了一批害群之马,还将此前属于公安系统、具暴力专政色彩的武警部队列入军队序列,将消防职责并入新成立的应急管理部,成立移民局、海警局等专责机构,通过最新的《中央政法工作条例》,将公安系统权力向中共各级党委和决策层集中。在完成这些铺垫和准备后,近年来习近平开始深化对公安系统的改革。而这次时隔16年重新召开的全国公安会议,正是公安系统改革的一次集结号。

分析这篇官方通告的讲话,习近平的公安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理念层面,对公安定位发生从“维稳”向“维权”的转变;二是人事层面,以清理公安内部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为特点继续反腐败;三是制度层面对公安系统的职业化、法治化和现代化改革。这三个层面均旨在纠正积弊,推动公安治理进入习近平新时代。

首先,在公安定位层面,习近平尽管也谈到公安机关在打击犯罪,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侧重点已转移到如何做好维权的问题。他说“要处理好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既要解决合理合法诉求、维护群众利益,也要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维护社会秩序”,要“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显然,习近平已经将公安系统的工作重点放在维权上,改变此前“维稳高于一切”的片面认识。

长期以来,公安系统最被诟病的一大问题是,不少警察僵化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片面执行维稳政策,为了方便自己工作,对轻易使用国家暴力似乎有着天然偏好,不当强力处置一些本来可以通过协调或沟通来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惜以牺牲和压制民众合法权利的方式,简单粗暴地谋求稳定表象,甚至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为社会的长期稳定埋下了更大隐患,损害执政党和国家的公共形象。有鉴于此,习近平本次讲话所强调的“把打击犯罪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执法目的同执法形式有机统一起来”,可视为对以前片面维稳的拨乱反正。

其次,在人事层面,习近平刀刃向内,着重清理公安系统内部的“黑恶势力保护伞”。由于公安在打击犯罪和黑社会等社会治理中的主导角色,他们与黑恶势力的接触最多,在法治尚不完善和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一些公安容易成为黑社会等犯罪势力围猎的对象,出现警匪一家的现象。中国民间有人用“半个黑社会”来形容一些公安的问题,这种说法虽然刺耳和未必全面,但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事实。

为此,习近平从去年开始就发动全国规模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一边打击黑社会犯罪和社会势力,一边借此契机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彻底清查公安系统内部的黑恶势力保护伞。随着打黑除恶行动的深入,中共查处了大量黑社会犯罪势力背后的政治保护伞。在今年1月份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明示政法机关要“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坚决清除害群之马”,并提出要在三年之内,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网”“保护伞”不放,深化政法系统改革。今次全国公安会议,习近平再次重申依纪依法严肃查处黑恶势力等违法犯罪的保护伞,足见他意欲整顿公安系统的积弊、打造现代化警察队伍的决心。

再者,在公安现代化改革层面,习近平提出“新时代公安改革”,包括“推行扁平化管理,把机关做精、把警种做优、把基层做强、把基础做实”,“警力下沉、保障下倾,增强基层实力”,针对的是一直以来基层公安空虚、人手不足的问题;“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全面助推公安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是为了提升公安现代化治理能力;“要给予特殊的关爱,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全面落实从优待警措施”,则是要解决公安系统在和平时期牺牲最多、奉献最大却回报有限的不对等困境,很有必要。这些技术层面的改革要求,切中了公安日常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既有利于提升公安服务于现代社会治理的要求,也解决了公安体系经常抱怨的待遇问题。

但公安系统的问题积弊日深,很多行事思维和行为方式已经形成多年,再加上其确实属于国家强力部门,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结构中被赋予了“刀把子”定位,其从“专政暴力”向“现代治理”的转变绝非短期就能顺利完成。在方向已定的情况下,公安系统必须迎难而上,持续刀刃向内,进行自我革命,才能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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