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余“主动投案”背后的反腐败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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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23 04: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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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士余“主动投案”后,围绕着刘士余的话题被热炒了一波。也有不少媒体关注到此次通报之中的一些特殊之处。对此多维新闻记者采访到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解答其中的特殊之处。

中共反腐仍在进行时,而刘士余的“主动投案”,或许表明中共“打虎记”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图源:VCG)

首先,对于仍然称刘士余为“同志”,引发外界的注意。当然也有声音指出,这也并非头一例。2017年7月,孙政才被中央纪委立案审查,当时的通报原文是“鉴于孙政才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审查”。

那民众为何对此特别关注呢?

秦前红认为,对于“同志”的表述,民意恐怕是最大的困难。虽然客观上说,刘士余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是有一定的功劳的,只是老百姓更在乎自身的利害关系,而一些老百姓在他在任证监会主席任期上,或多或少受到的损失,并不看好他的成绩,所以可能会激发起一些不满的民意或者民怨。

同时秦前红也分析,这种表述是有两点背景原因的。

其一,这可以理解为中共执法观念的进步,毕竟还在查,没有最终结论,从逻辑上仍然可以称之为同志。其二,这种称谓可能在为后面的处理留有后手,可能会轻判,或者是断崖式处理,而非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处理,类似于此前司法部部长吴爱英的处理方式。

可以被轻判,其中一个根据是刘士余存在“主动投案”的作为。而最新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其中有认罪认罚从宽的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会对他有很轻的处理提供依据。

而对于极有可能的“轻判”,秦前红表示,由于目前信息并未完全透明和跟进,从逻辑上推演可以得出,轻判也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共在政治上可能存在调整。在他看来,中共的反腐败目前面临着巨大压力,有三点:

其一,反腐败的形势仍然比较严峻,从腐败的程度和案件的数量上,仍然居高不下。按照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话来说,中国的腐败呈现全面性和结构性腐败状态,完全用查处方式的效用很小。

其二,反腐本身是有利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的,但由于中国腐败几乎都是政商勾结导致,每查处一个腐败案件,背后都可能存在一串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营企业。由于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形势并不好,可能也存在这样的考虑。

其三,也有分析认为中国的反腐成本太高,一方面监狱和拘留所都在大规模扩建,另一方面,中国在培养这些官员,尤其是高级的官员,花在他们身上的成本也不小。

以上各种因素,都可能促使中共反腐败的政策进行微调。

事实上对于“投案”,虽然特别,但也并非首例“投案”案例。此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发布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接受审查调查消息后,通报中就使用了“主动投案”的说法。据统计,十九大以来,已有5000名以上的党员干部投案自首。为何近些年出现了“投案”这一特殊的新形势?

秦前红对此分析认为,这与近些年中共在反腐败上取得的成绩,尤其在制度和机构建设层面有一定关系。他说,“中共这些年在反腐败制度建构上也做了很多,例如国家层面设立的监察委,的确整合了中国反腐败的力量。另外,中国过去的制度漏洞、死角有不少,从十八大之后,中共在这方面也是加强了,尤其是在党规党法方面。这些都对腐败分子产生了压力和心里攻势。中共作为执政党,也需要一些这样主动投案的事例,达到震慑和激励的效果,而非中共每次都需要查到最后,将腐败分子逼到墙角,花费了大量的成本。”

对于外界提到的说法:“自首”的主体已构成犯罪、触犯刑法,而“主动投案”的主体则不一定构成犯罪,构成违纪或者构成职务违法但尚未构成职务犯罪的都可以“主动投案”。秦前红并不同意,他认为,从中共反腐败的制度性规范来说,对于腐败行为的约束是非常严格的,对于腐败定义的标准也非常低的,也就是说如果像这样高级别官员被查,几乎不存在仅犯法而不犯罪的可能。如果没有贪污,也必然存在受贿。中国对于受贿的行为的定义,一方面很广泛,另一方面起点也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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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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