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姗姗来迟的“改革宣誓” 中国公安系统自我革命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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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07 14:08:57

中国政府于2019年5月8日至9日召开了第二十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距离2003年11月由时任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参加的第二十次会议,已经过去16年,由现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导的此次会议召开于2018年网络安全、组织、宣传等方面的全国性会议之后,可谓姗姗来迟。

不过,这次会议的召开其实正是契入中共治国理政进展到特定阶段的时间节点,具有标志性意义。其重要性绝不应该被外界忽略。

由目前透露出来的一些迹象来看,此次会议对于公安系统的意义,几乎相当于2014年10月30日习近平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的“新古田会议”之于中国解放军的意义,并且意味着习近平对中国公安系统深度改革的开场。

公安团队是中共治国理政的重要一环,图为习近平等在2017年5月19日会见中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代表(图源:新华社)

被忽视的大会 直指公安之弊

这场名为“公安工作”的会议,其出席者并不仅只中国公安和政法系统的高官。庞大的阵容中既有习近平、王沪宁、韩正三位政治局常委,以及公安为主的政法系统负责人外,还有众多国务院部委“一把手”,包括看起来与公安工作相距遥远的商务部、国台办、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以及宣传系统的中宣部、新华社等。同时,31个省和直辖市党委书记,甚至省会城市主要负责人、国企及军队等方面大员,中国全国人大、政协、总工会等一应机构都有出席。

而中国公安部部长赵克志则能够以国务委员的身份与政治局委员同坐一排,反映了这次会议的主题。由此可见,此次“公安工作”并非仅仅面向公安部门,而是面向广义的“公共安全”。中共政法系统领导下的公安系统固然是其中关键的执行者,但是也只是其中一部分。

尽管此次中南海对于公安大会重视程度如此之高,但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似乎冲淡了海内外舆论对中国内政事务的关心,以至于这次会议在舆论场内未曾掀起太大的波澜。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更是“统一口径”的简单宣传,甚少对这次会议上习的讲话做出更深的解读。中国政治观察家们突然间“缺席”,源于他们对于习近平今天为什么要改革公安系统,公安改革与“第五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度理解。

公安之弊 现代化之弊

直接的说,中国第五个现代化迟迟未能实现之弊,首在公安。公安之弊,首在思维和手法的落后。

公安系统可能是日常中国民众打交道最为广泛的部门。公安系统现代化与否,直接影响中国民众对于习近平时代中国现代化的印象与观感。

公安、法院、检察院作为中国政法系统的三大组织,其职责范围覆盖中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户籍管理、社会治安到司法公正,无不关涉基层民众最切身的生活感受。这也就使得公检系统对权力的运用成为基层民众对中国政府认同感最直观的判断来源。正如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2017年在参加北京人大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所说,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所以,在中国人眼中,公安往往就代表中国政府,公安警员工作方式亲民、思维现代化,民众就认为政府亲民、现代化;公安警员工作方式粗暴、思维落后,民众就认为政府粗暴、落后。

更何况,在许多中国民众眼中,某些公安人员已经是“半个黑社会”。无论是公安权力的滥用带来的警民冲突还是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给基层民众带来的生活秩序混乱,中国公检系统在基层积弊已久。

2016年5月轰动中国一时的“雷洋案”(北京大学硕士雷洋被北京警方抓嫖娼时过度执法致死却对家属隐瞒真实死因),让中国民众拍案而起质疑中国警方的粗暴执法、践踏人权。今年10月,中国知名媒体人崔永元举报上海警方与娱乐圈权钱交易,广州女律师遭当地公安警员脱衣检查,湖南株洲市一小学教师因罚站当地派出所一副所长女儿而遭刑拘7小时等等事件相继引发中国舆论怒火,要求公安系统“清除害群之马”的呼声不断,甚至有偏激言论称“中国的公检系统就是最大的黑社会”。

而自2018年1月开始的一场“扫黑除恶”则让中国民众对公安系统中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规模之大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在这场扫黑风暴中,中国全国查出的上百起恶黑势力背后几乎都有“保护伞”的庇佑。有时,黑恶势力与“保护伞”的利益勾结是以人命为代价的。2016年4月,山东聊城人于欢因被涉黑讨债中介非法逼债而闹出人命,从而揭开当地20余名政法机构人员为黑中介充当“保护伞”的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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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青苹 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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