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到科技 公安改革三大抓手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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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14 12:01:24

一个月前,中国政府召开了第二十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从会议的出席人员安排、习近平所做的讲话内容来看,中南海对于此次公安大会的重视程度极高,但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似乎冲淡了海内外舆论对中国内政事务的关心,以至于这次会议在舆论场内未曾掀起太大的波澜,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更是“统一口径”的简单宣传,普遍缺乏对这次会议上习的讲话做出更深的解读。

事实上,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值中共治国理政进展到特定阶段的时间节点,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更意味着中国公安系统深度改革的开场。中国政治观察家们的“缺席”,源于他们对于习近平今天为什么要改革公安系统,公安改革与“第五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缺乏深度理解。围绕相关话题,多维新闻记者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樊鹏展开对话。本采访分三篇发布,此为第一篇。

习近平在此前的公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公安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图为2019年中国农历春节前夕,习近平在北京市公安局慰问公安干警(图源:新华社)

多维:不久前中央召开了公安工作会议,对公安工作有了一些新的表述,比如改革工作效率、提升动力和质量变革等等。最主要的关注点在于整个公安系统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从人事、理念以及制度层面展开探讨,从公安改革研究的角度分析,你怎么看这些表述的意义?

樊鹏
:观察当下的改革要基于整个公安队伍的历史,公安部门有一定特殊性,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国家基础权力。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警察既是国家形态中的垄断暴力机关,又掌握着社会的所有信息,比如流动人口、户籍、企业等等,可以渗透到社会的微观细胞中。

这个特征决定了,警察的作用不仅仅涉及“稳定”,也涉及“发展”。习近平主席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提到,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稳定两个主题都与公安队伍挂钩,公安是一个维持稳定的机构,也是一个维持公共安全的结构。

为什么(公安)还涉及发展?因为在过去,中国的各项国家职能的发挥都离不开公安,公安既掌握地方实际情况,又有强制功能。比如,上世纪80年代初商品经济还没有全面推行的时候,抓流氓、打击投机倒把,这些都得依靠公安的力量。

那时中国连国家税务局也没有建立,包括统计、财税在内的很多国家职能都在逐步健全。在那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职能部门在工作中实施自己的职能,几乎都需要公安配合,整个公安系统还承担了很多其他国家职能。像农业税没有改革之前的90年代,农村交公粮等事务都需要地方公安出面,后来的信访工作也需要警察盯着。

习近平主席讲的一句话很经典,就是公安队伍是牺牲最大的一支队伍,奉献最多的一支队伍。警察队伍里的人对这一点的理解与感同身受最为深刻,因为这其中还有一层没法说出来的意思,表达起来会有些不雅:公安机关长时间以来也是一个为其他部门“擦屁股”的部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疑难杂症”、“烂摊子”最后都是由警察来收尾、善后。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看上去不应该是公安该管的事情都堆到了公安头上,所以经常看到警民关系紧张的案例。2002年中共中央提出“法制建警”的理念,就是因为2002年之前对警察的管理各方面都不够规范。

这种不规范除了公安制度本身的不规范,也与历史遗留因素密切相关。国家要维持这样一支队伍,但经费又不够,于是警察和各种具体业务部门捆绑在一起,通过其他部门的协助获取一定资金,这些情况都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这里面有一定好处,因为警察能协助保证国家其他各个方面职能的发展,保证国内维稳、扫黑除恶的工作开展。但是负面影响就是警察的规范化、法制化、职业化以及专业化都受到很大影响,这些都是历史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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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戴仑 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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