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自由主义】被启蒙主义者李泽厚忽略的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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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剧变以来,曾经风靡半个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陷入沉寂,自由主义逐渐流行于世,成为主导世界的思潮。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尊重人权,确实推动了世界的巨大变革,乃至世界上很多人都将自由主义视为普世价值,甚至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两岸三地许多自由派,常年以来崇尚自由主义,以为历史只有沿着自由主义的轨迹发展,才是正途。一些自由派更是将美国视作自由主义的灯塔和圣殿,认为美国充满道德光环,是全世界自由民主人权的守卫者,主张一切向美国看齐,甚至少数激进者,还提出全盘美国化。

然而,随着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上台和中美贸易战的升级,人们开始对自由主义产生困惑,一些自由派更是对他们的自由主义偶像——美国感到迷茫。毫无从政经验的特朗普,在美国民主陷入撕裂危机的民粹浪潮中上台后,一反美国作为自由民主捍卫者的普世主义,反而打出“以美国优先”的口号,毫不掩饰地利益导向,以反自由主义、反建制的重商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为信条,完全颠覆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圣殿的形象。而特朗普大打贸易战,深度介入国际和市场的玩法,更是颠覆了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自由化论断,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和失望。

在这个关口,为了理性认识自由主义,多维新闻梳理两岸三地百年来十位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提出十问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以飨读者。第三篇以当代中国资深学者李泽厚为切入点,探讨自由主义。

特朗普的贸易战玩法打破了众多自由主义者的想象(图源:Reuters)

随着美中贸易战的推进,中美两国的自由主义者无疑都经受了巨大的打击。在这个个人、企业和国家的利益一损俱损的时刻,自由主义担保给人们的个人自由、民主和人权高于一切的浪漫景象,在两个最大经济体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和摩擦中,显得脆弱不堪,它们被国家利益优先的现实主义碾压粉碎。

正如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自由主义者始终无法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而是被裹挟进拯救国家生存危机的历史洪流中,其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也始终无法给出一个现实的拯救方案,最后也不得不被放置。而今贸易战将我们又带入一种似曾相似的历史境遇中,在国家利益冲突的博弈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反思自由主义的绝佳契机。

自由主义的价值:反对专制主义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特别流行“救亡”与“启蒙”的讨论,比如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李泽厚,在反思中共文革以及历史上的失误的背景下,他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他认为五四之后中国社会意识的激进化使得救亡和革命成为首要任务,耽搁了自由、民主的启蒙进程,也就是中国缺失了自由主义的启蒙。

由于中国社会直接从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而传统社会的旧思想未能经过启蒙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的改造,因此,如封建专制、大家长制、小生产者意识的集体主义,很容易与社会主义相切合,从而封建思想经常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复活,产生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错误。

而这在同情自由主义的李泽厚等知识分子看来,正是缺失启蒙环境的异化表现,社会主义也异化为绝对平均主义,官僚等级观念,牺牲精神等极端价值,产生取消个体差别,压制个人权利、贬低个人尊严的问题。因此,在社会已摆脱了生死存亡的紧迫性之后,就应该重新发掘“启蒙精神”,也就是为中国注入自由基因。

可以说,这种观点有其深刻的洞见。包括李泽厚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重提“自由主义的启蒙”意在借自由主义中对个人尊严、个体权利的尊重来防止封建思想的卷土重来,防止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在封建土壤中异化为“专制主义”对个人的极端压制,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复活的警惕。这一认知在中国社会确属必要,中国对个体价值、自由权利的承认和保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由主义的盲区:忽视本土现实

但问题是,自由主义者看到了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缺失的自由、法治和人权,却也忽略了中国社会的现实一面,它的本土文化特点和内在的历史发展逻辑。

比如,中国自近代以来,尽管自由主义的启蒙不断耽搁,但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的启蒙却始终在路上。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封闭的、四分五裂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经过一百年的努力,建设成一个走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完成民族国家的启蒙。

而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让中国十几亿人口脱贫,完成了经济社会的启蒙。而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让公平意识深入人心,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和洗礼。这些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的背景和历史逻辑,自由主义者无视这些,并不能否定它们的意义。

而自由主义者醉心的民主,对于中国来说,也并不是一种陌生概念。西方的民主概念是一种建基在个体主义之上的民主,是以单个主体为基础的民主;而中国人的民主是对关系的描述,主体是集体,可以是家庭、族群、各种大小的社会以及国家。但这并不表示中西两种民主概念是冲突的,只不过侧重点不一样。中国人一直只强调某种社会、家庭的集体关系,而西方民主则强调个体权利。

因此,中西方的区别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对中国来说,如何调和两种民主概念,寻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实现路径,才是关键。一些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民主主义视作普世价值并不能说错,但将民主主义的理想制度模式锁定在西方正在发展以及面对各种挑战的既有制度上,就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暴露了这些知识分子的狭隘和粗疏,他们应该对如何实现民主要有更深入研究,而不是将民主只是抽象地摆在神坛上崇拜,那是对民主制度现实作用的一种忽略。

在当今的贸易战之际,自由主义者无疑也受到一当头棒喝,他们应该对自由主义放弃意识形态式的幻想,而应该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基于中国社会的本土发展逻辑,进行有建设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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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余一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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