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更名运动与“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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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2 23:12:07

从现今中国地理版图的中心“三秦”之地陕西到东南沿海省份海南,数以百计的居民区、大型建筑正在进行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改地名运动。诸如福建“东风大桥”被指名称刻意夸大拟整改为“东风桥”,海南的“维多利亚花园”居民区被指崇洋媚外列入整改之列,“反修桥”、“反资桥”被认为怪异难懂,“珊瑚宫殿”被认为带有封建色彩。在2018年底中国民政部、公安部等六部委的行政指示下,这些在中国存在了十年乃至几十年的地标将易名。

正在各地推行的改地名运动将是1949年后中国历史上第五轮改地名风潮,其主旨是擦除“崇洋媚外”地名(图源:VCG)

尽管在网络上,各种争议声不断,认为改地名不仅浪费资源,给民众生活带来不便,且在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的现象。但根据地方下发的指示文件来看,这场正在刮起的改地名风潮并非是地方政府的一时兴起,而是来自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地名,到底代表了什么,在中南海案头的若干重大事项面前,改地名为何需要中南海一号人物的亲自指示?

脱开现下围绕改地名本身的讨论,从中共建政以来的数次改地名历史规律来看,这场社会性的改名运动背后,将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又一次界定。

较广泛的认知是,地名,杂糅了一个地方地理、历史、民族和语言的一种认同,而改地名则意味着对原有文化的不认同,打碎一种认同,并建立一种新认知。

从前四次改地名风潮运动说起,自称承担了反帝反封建任务,中共建政之初便以“清除帝国主义侵略及封建迷信色彩”为理念,要求清理一批带有华夏文化优越感及含有封建帝制代表的地名。如今广为人知的“珠穆朗玛峰”便是由“额菲尔士峰”(额菲尔士是19世纪中期一位负责测量喜马拉雅山脉的英国人,中共建政后在反帝反封建的改名运动中将由这位英国殖民官员命名的山峰改名)改的。第一轮改地名的风潮鲜明反映了中共在夺得政权之初对仍影响民众的思想意识进行清理。而紧接着的第二轮改地名风潮或许不如第一轮有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其在1956年中国推行扫盲的背景下,由汉字简化而促成的改地名风潮,不过那次的改名因为过于重视简化汉字的运用而没有结合当地的文化,修改结果受到极大的争议。

发生在中国文革时期的第三次改名潮可以说是一次涉及范围甚广,影响很深的运动,当时被极左思潮控制的中国以“红卫区”替代“宣武区”,以“红光区”替代“崇文区”,“防修胡同”、“灭资胡同”…….一批代表革命思想、批修灭资的地名在各个地方出现,形成“路名大革命,全城一片红”的场景。这其中绝大多数的地名在文革之后陆续恢复了原来的名称,但仍有不少保留至今,有意思的是,其中上文所称的“反修桥”“反资桥”经过几十年后在此次的改地名运动中被列入“怪异难懂的‘怪地名’”之列要求清除。事实上,对于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民众来说,“反修”“反资”并非难懂,只是选择在当下被列入“怪异”加以清理也透露了当前中共官方意识形态与那段历史的区别与界线。

此番改地名重点针对的应是第四轮改名风潮后所产生的地名,那是中国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中国国内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切向先进的西方看齐,于是,“崇洋”色彩地名在中国各地到处可见,“维多利亚花园”“维也纳国际酒店”“洛杉矶城小区”……

地名背后是文化,文化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历史上每次改地名的背后都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再界定(图源:VCG)

尽管中共历史上几轮改地名风潮的背景不尽相同,但每一轮改名风潮的时机都是在官方意识形态的转折阶段,从对地名的扬弃反映官方意识的转向。

如今在中国全国各地广泛进行的改名运动其实早在2014年中国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之后官方即有意进行地名整改,2016年3月,中国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决定,将针对中国全国范围内整治居民区、街巷存在的“大、洋、怪、重”地名进行清理。随后反映中共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刊文表态:“像‘徽州’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

由此看来,这次以“保护文化”清理“媚外”的改名运动并非是地方政府的一时兴起,而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一次大整顿。以前文所述,从恢复“徽州”(安徽省黄山市的前名)的名称可知,官方试图通过重拾中国传统文化来唤醒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在中国社会滋生的享乐主义、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

当然,历史上每一次的改名运动都没有避免生活秩序的扰乱、社会资源的浪费乃至历史传承的阻断,尽管此次修改地名刚在各个地方推出不久便迎来关于过度执行的争议,但从中国官方的反应来看,与这些可以调整的意见相比,更重要的是如何更精准的推进这项来自中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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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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