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派鸽派之谜 谁是中国外交“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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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伊朗击落美国“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最后时刻”叫停对伊军事打击,并指称其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John Robert Bolton)“绝对是鹰派”的一番说法,再次引发关于美国“鹰派”与“鸽派”的讨论。

“鹰派”与“鸽派”是西方国家里常见的政治标签,用以区分态度相差较大、激进与否的两种观点或者是持这种观点的政治人物。这种表述方式也被套用在了中国,如中国军方一些人和观点被认为属于“鹰派”,一些外交官和他们的观点则被认为属于“鸽派”。

那么,中国真的存在“鹰派”或“鸽派”吗?决策中国外交的力量究竟是什么?

  • 罗援被视为中国“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图源:VCG)
  • 吴建民曾被视为中国“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图源:VCG)

中国“鹰”“鸽”之争

近几年,中美博弈趋于紧张,中国边疆与外交事务在政治图谱里的分量越发吃重。在中美贸易战、台湾问题、香港问题等一系列与外交存在或许或少关联的议程上,中国国内展现了较大的讨论空间,能够很容易从中找到观点差异很大的声音和代表性人物。

例如,6月2日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峰会上,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阐述中国军队对当前中国边疆和外交局势的一系列主张,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的主张不乏火药味,宣称“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别无选择,必将不惜一战,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如果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能维护祖国统一,那还要解放军干什么?!”

上一次中国国防部长现身此会是在8年之前。而魏凤和的这番表态,也被视为中国“鹰派”对中国时局的一次集中宣言。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鹰派”们大多是军人出身,如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罗援、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国国防大学教授戴旭。他们的观点很容易在中国舆论场引起共鸣,受到网民的热捧。相比之下,中国“鸽派”们则显得低调许多。

有分析指,“中国过去多年形成的战争思维、悲情主义、弱国心态、革命思维等,使得鹰派言论大有市场”。不过,这些“鹰派”们的观点在中国决策层的分量则很难高估。例如,“鹰派”们大多主张以武力的方式实现台湾海峡两岸统一,但是“和平统一”始终是中国的最强音。也就是说,中国“鹰派”受众主要在民间,而“鸽派”在高层更有影响力。

中国“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原驻法大使吴建民。发生在2014年7月吴建民与罗援的一番直接公开辩论,让外界得以窥见中国“鹰派”与“鸽派”的观点分歧。

不得不提的时代背景是,美国推出针对中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菲律宾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引发“南海仲裁案”,中国则在南海区域实施岛礁扩建工程。中国国内出现了关于“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激烈争论。争论的一个关键点在于,是不是因为中国不再“韬光养晦”才导致美国针对中国的一系列施压甚至是遏制动作。例如,中国当时推出了一部引起争议的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高调宣传了中国的发展成就。

时至5年之后的今日,这方面的争论似乎已经尘埃落定。6月17日,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媒体人民网发表文章《真是中国高调惹的祸吗?》,为《厉害了我的国》纪录片正名,声称“一年多来的事实充分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全方位遏制和战略性凶狠,绝非心血来潮”。

这篇“正名”之作出现在舆论场后,几乎没有引起反对之声。盖因中国国内对于近年中美之争有了更多的了解,大体形成了共识。中国的应对之策得到“鹰派”与“鸽派”的认同,便也无多少争执的必要。

当然,“鹰派”与“鸽派”不再相争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中国对于国内舆论的管控。中国网络中曾多次传出官方要求限制有关中美贸易战的争论的消息,基于担心某些言论对贸易谈判和中国市场造成负面影响的考虑。

所以,一直也有分析怀疑中国是否存在真正的“鹰派”与“鸽派”。

中国有无“鹰派”“鸽派”

不论如何,对不同问题总会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人们的立场、知识、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不会尽然相同。被认为是中国“鹰派”“鸽派”的那些人相对集中地分布在军队与外交领域,也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与西方很大的区别在于,中国政治制度围绕“民主集中制”的核心逻辑搭建而成。选举出一个决策团队之后,通过民主和协商等方式,形成建议方案以供高层参考、统筹、权衡和决策。甚至于,其观点出现的力度和时机,也需要服务于中国的集体意志和统一安排。

中国的所谓“鹰派”与“鸽派”人物,也都身在体制之内。如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后魏凤和前往“香会”表态,王洪光在多次“台独”形势高涨时的发言,都因应于特定的时机,可能都是官方的有意安排,不能完全由个人所左右。这与西方有明显不同。

西方国家官方与智库里“鹰派”、“鸽派”往往是以舆论号召力和政治权力大于影响政策走向。由此形成的智库报告或智囊团意见,可以以专业性赢得市场和受众认可并形成影响力,也可能存在特定利益驱动,因而比中国有更多主动性和积极性。

所谓“鹰派”与“鸽派”所代表的不同观点,大多基于其提出者所在的特定研究领域,特别是职业立场,这种局限性是宏观决策者才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的,另外观点背后可能夹带的个人利益动机也需要被排除。

当然,“鹰派”与“鸽派”的观点,都需要基于客观、深入的事实研究,观点差异性其实也是多样性,正是决策者所需要的,能够为其提供更全面的参考。

不论中国与西方,现实中所有这些声音大多是为实现国家的外交战略目标的表象。真实背景下,只有国家利益的外化形式、高层战略目标的原则性和战术手段的灵活性之别而已。

不必夸大的“鹰”“鸽”两派

通过对中美两国历史的观察可知,“鹰派”与“鸽派”都只是活跃于最高决策之外的一群人或观点。能够对国家决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不会长时间主导国家决策。

例如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建交过程,便是以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秘密访华为开端,在绕开国会“鹰派”的前提下才得以展开。而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访华未提前通知日本,则被后者视为一次“越顶外交”。

再如中国与韩国建交的过程,因为中朝两国关系密切而朝韩两国关系紧张,也是通过秘密的方式。当时作为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就曾指出与韩国的问题微妙,处理起来要慎重,需要朝鲜对此表示谅解。尽管如此,中韩建交也一度对中朝关系造成冲击。

在这两个案例里,可见中美两国决策层都能够避免各自国内“鹰派”或“鸽派”,特别是“鹰派”的影响,作出符合国家利益和历史进程的独立性决策。也正得益于此,恰如其时地实现了东北亚区域关系的正常化。如果事事付诸舆论,“鹰派”与“鸽派”争吵不休,更可能的情况是困于一时利益之争而错过历史时机,最终伤害的是众多相关国的国家利益。

当然,如果一个国家之内“鹰派”或“鸽派”其中之一过于强势,该国外交政策也难免会向这一派别倾斜。不过至少从特朗普最近在美伊冲突时刻的一番讲话来看,美国最高决策者尚有一定的自制力。特朗普表示,“我有两队人,有鸽派也有鹰派。约翰·博尔顿绝对是鹰派,如果由他来来决定,他会同时挑战整个世界。这并不重要,因为这两派人我都需要。”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中国可能更不会受到这一问题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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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青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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