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中南海重构】百年未有之变局 缘何说北京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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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一年半的中国“党政机构改革”,在观察人士的沉寂中暂告一段落。但是外界的沉默,无碍于此次改革的重要性。如果说2012年的“习王反腐”是险峻的“火中取栗”,那此次机构改革,虽然不是一出大戏,但是确是沉默的“风暴”,是习近平“居安思危”理念的集中呈现。今天中国处于世界百年格局“大变”中,不再如100年前是看客,而是站到了变局的舞台中央。如何掌控中国这艘大船安然度过“变局”的暗涌,更加现代化的体系、机构、制度就是“船桨”,是整艘船的“控制力”。因此,100年后,当后人回望这个时代,希望他们在评价中国的时候,能够看到这次机构改革的重要性。

7月5日,习近平在机构改革总结会上讲话(新华社)

“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正站在发展的十字路口”。这是中国高层对于当前国际局势的基本研判和总体论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不只一次的在公开和非公开场合强调:我们面对的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

怎样应对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最高领导层,给出的第一剂应对药方就是“第五个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便是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自我革命”式的重构,即实现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在刚刚召开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上,习近平将之定义为,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集中行动”。更深层次地讲,这是中共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对之策,更是中共布局下一个一百年——2021年至2121年——的制度源头。

机构改革铺垫第五个现代化

北京时间7月5日,在推进15个月之后,机构改革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对这场“触及面极广”的改革,他用“改革任务总体完成”进行了总结和定调。

习近平在总结会说:“这次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重构性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系统性增强党的领导力、政府执行力、武装力量战斗力、群团组织活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难题,理顺了不少多年想理顺而没有理顺的体制机制……”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这次机构改革,是对党、政、军、民,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的重构。改革之后,重新构建了四大体系——“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形成了中共直接领导政、军、民的全新组织结构框架和权力分配格局。

在这次改革之后,政府完全成为“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从此之后,再无所谓的“党政分开”之谓。

习近平还说,机构的完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第五个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组织保障”。由此可以推断:“第五个现代化”,才是中共进行机构改革的目的,机构改革只是“第五个现代化”路径。

多维新闻此前文章曾指出: “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等中共高层因应世界局势,彻底实现现代化政党转变和长期执政的必然之途。“第五个现代化”回答了坚持改革总目标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从官方媒体释放出的为数不多的习近平讲话内容中,还可以看到习近平在这场事关中国未来的改革中,进行了怎么样的思考。

在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机构改革纪实”中,有习近平对机构改革的思考:

 
党政机构属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层建筑就要适应新的要求不断进行改革。

“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要求,这是中共推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基本逻辑。由此推之,“第五个现代化”的逻辑,同样如是。

百年未有之变局 未雨绸缪

执政中国的中共,之所以在过去将近100年屹立不倒,能够打败国民党,打败苏联,打败美国(朝鲜战争),到今天让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有分析指,关键原因有两点:一是它的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很符合当时社会的需要。第二点,是它对于整个党的制度设计,在当时候是非常有效。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及背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恰恰就是制度设计的一部分,是为了“适应新的要求”而进行的改革。这里的新的要求,一方面是习近平提出的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目标的要求。

“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的目标:第一个一百年,是到中共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一百年,是到中共建政100年时(201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共高层如此“力度空前”调整上层建筑,所谋是为更为长远的中共建立第二个100年,也即2021年之后的这100年的进行的制度准备,可以看作是布局下一个一百年——2021年至2121年——的制度源头。

另一方面,也是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制度设计。习近平“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之所以说世界又进入到一个大变局的周期,在于世界权力的重心,在过去百年第一次从西方转到东方,而且几乎锁定于中国。

用王岐山最新讲话中的说法:“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环境总体稳定,大国关系深入调整;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保护主义抬头、民粹思潮泛滥;世界多极化加速推进,地缘博弈和地区动荡加剧;新科技新思潮不断涌现,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变化。回望百年,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秩序正濒于崩溃,人类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从这个角度来看,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改革目标的机构改革,以及还涵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五个现代化”,所谋的,还有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

中国官方媒体透露,早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启动之初,习近平就定下了基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要动奶酪的、是要触动利益的、也是真刀真枪的,是需要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的。”

因此,如何在改革中把控风险,如何确保改革平稳推进,就考验执政者的政治智慧。现在看来,中共在改革中坚持的“习式”方法论——“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原则,是改革能够顺利完成的关键。

据称,习近平强调:要把握好“立”和“破”的承接顺序和辩证关系。“立”的工作要做在“破”前,没有“立”住之前,不要急于“破”。一方面,“立”得住,才能“破”得好;另一方面,只有彻底“破”,才能为更好“立”创造条件。

这是习近平式的改革方法论,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力主推动的诸如军队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等,都遵循这样的方法论。未雨绸缪,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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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孙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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