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习时代扫黑】“黑色”退潮:中共基层控制权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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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社会在中国从来是一个敏感话题,中国政府称中国没有黑社会,只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学者称中国黑社会人数超过100万人;官员说如果有那么多人政府就不用做事了;习近平说,扫黑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如何认识习近平时代的“扫黑”,已经成为观察“习近平时代”和当下中国独特性的时代命题。红色的锤子和镰刀,开始了一场将黑社会挤压出基层政权的“习时代战争”。

为期三年的“扫黑除恶”不等于之前中共历史上的扫黑。(VCG)

妇女不敢单独上夜班、父母不敢让小孩出门……面对全国社会治安恶化、恶性违法犯罪甚至团伙作案局面的涌现,三十多年前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下令在中国大陆展开力度堪比1950年代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严打”(即“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从1983年开始,按照统一部署,中共在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要求“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此后,因1990年代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恶性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的出现,中共亦曾多次组织严打,甚至在21世纪初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主掌政法委时在中央层面设立最高级别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

不过,这一次性质与以往截然不同。

“事关基层政权巩固”

孙小果,一名继父和亲生母均为云南昆明公安局警察的强奸惯犯,入狱判死刑而不死却屡获减刑,直到如今再度“落网”……

广西涉黑集团李某某、李某网罗数十人勾结协警,参与黑社会组织犯罪,在村庄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非法控制当地足浴按摩、房屋出租等行业,称霸一方……

湖南16年操场埋尸案告破:一名县中学负责基建的职工因为举报在建操场质量问题而被承包人、该校亲属密谋杀害,其尸体被掩埋并覆盖数百斤石头,直到今天借助机械才“重见天日”……

从表面上看,这些恶性犯罪与当年的严打如出一辙。正如文章开篇所述,中共彼时的首要任务即在于严处部分所谓代表性要案,震慑有组织犯罪分子,迅速改善社会治安状况。然而,当2018年年初由习近平本人授意的“运动”开始时,不仅仅是原本“打黑”一改为“扫黑”,且其性质已不局限在整顿社会治安层面那么简单。

2018年1月24日,中共与中国国务院在一份《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中定性称,“扫黑除恶”运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故而,在实操层面,要“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把扫黑除恶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结合起来,既有力打击震慑黑恶势力犯罪,形成压倒性态势,又有效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形成长效机制,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其矛头直指冲击中共基层权力基础的“黑恶”势力,而其要义则在于扫除基于各种血缘非血缘关系而渐次形成的地方资源垄断势力,深挖黑恶势力在地方政权中的“保护伞”,重建中共对举国上下尤其是此前鞭长莫及的基层社会有效统治。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这场运动在相当意义上是整顿“被遗忘”的基层社会,重夺控制权的努力。

“天高皇帝远”

中共为何要重建基层权力基础?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近年中共在基层的统治基础被侵蚀、弱化。相反,如十余年前《中县干部》所警示的那样,在一座人口数十万的中型县区中,几个所谓“大姓”家族几乎共同垄断了整个县的政治(包括权力和合法暴力)、经济、文化等资源,并通过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形成一个无远弗届的“网络”。在这一网络中,中共和国家权力的实施通常要依赖和借助身处在熟人半熟人社会中的“双重角色”人物。一方面,他们拥有合法的“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与“网络”内的亲友形成利益勾兑,充当所谓的“保护伞”。在这一背景下,中共政权机构在基层实际上已经异化,县级单位如此,更为依赖人情关系的乡镇、村落层级因为“天高皇帝远”情况尤甚。

中国历史上曾经早早建立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中央王朝,历代统治者为了实现对广袤疆域的有效统治,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官僚机器。但是,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封建统治秩序更多仅延伸到县一级,中央对全国的控制力在县级单位以下“鞭长莫及”,不得不借助保甲和乡贤的宗族自治体系来维系统治。

而随着晚清以降“西风东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裂解了基于自然经济的“家族统治”,当时帝国的中央政府在基层政权的统治更加弱化,这势必为当时民间结社帮会组织如哥老会、小刀会、义和拳等“黑恶势力”在底层社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权力空白。

不过,当高度组织化的中共在1949年确立全国性政权,并在1950年代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将整个社会完全组织动员起来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中共成功通过各级党组织将自己的影响力延伸到基层社。公社-大队-生存队在基层的广泛存在,将任何一个人的生产生活都嵌入到整个计划体制下,挤压了一切非官方组织存在的一切可能。

但是19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人们的生产生活形式被大幅度松绑,国家控制力开始快速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中共开始下放基层村民自治权力。正是在背景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崛起的资本力量在改善人们生存状态的同时开始“反噬”早已脆弱的基层权力基础,甚至正如上文所言,基层政权不仅有形同虚设之嫌疑,甚至被异化为“类家族统治”的合法外衣。在这一合法外衣下,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肆意侵夺变卖集体资产,为自己的小团体充当“保护伞”提供便利,同时打压异己。

日前,中国央视刊播缉毒题材电视剧《破冰行动》,试图还愿“亚洲制毒第一村”广东省汕尾陆丰市甲西镇博社村覆灭经过。在这一几乎全民制毒贩毒的村庄里,基层政权的代表村委会主任俨然是作为黑社会大老存在,他可以决断村里的利益分配甚至动用私刑,也可以托庇于更大的“保护伞”之下。通过它,人们可以读解到家族观念和熟人社会自治如何独立于国家政权之外而形成一种“自由”的“黑化”的存在。

因此说,此次扫黑除恶在相当程度上表明中共试图重新“夺回”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当然,这也并不是一次为期三年的“严打”所能解决的。在“破”的同时,中共宣布了精准扶贫和覆盖范围极为广泛的乡村振兴计划,同时强化中共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权,要求村委会主任等基层领导人由党委书记兼任。

总之,这是一次中共政权中央权威垂直“下沉”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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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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