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世界大变局特稿】中国崛起是西方的失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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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鸿章面对摧枯拉朽的清王朝说出那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可能很多人认为言过其实甚至是毫无知觉的,如同习近平面对今天变幻莫测的世界说出那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也不可避免遭遇多数人的不解、低估甚至是扭曲。风物长宜放眼量。也许只有经过时间的荡涤和实践的检验,回过头来看,人们才能更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和分量。这是习近平“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给出的阶段性判断,也是世界各个角落都正在发生且即将共同面对的世纪命题。

为了最大限度解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维新闻推出系列特稿。此为系列文章第10篇。《更多内容见多维CN第48期封面故事》

习近平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用他的话来说,中国和世界“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然而西方由于自身的思考方式和惯性,对于变局的感受和认知与中国存在相当的落差。如何从主客观角度去理解世界变局的内涵,以及中西方不同的解读和应对,多维新闻专访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并且进一步探讨身处中西价值观碰撞前沿的台湾,该如何看待自身角色和定位。

2018年4月习近平(右)在中国武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左),此次会面是其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滥觞。(Reuters)

多维20184月习近平在武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首度提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正式形成官方表述,此后又多次在各种国际场合加以论述。如何理解这个概念?习近平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间点提出?

 

杨开煌我认为习近平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三个动因:第一个是经济全球化,近四百年来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都是以国家为主体,资本主义推动全球化以后,国家的围墙或界线开始模糊、弱化。第二个是科技,科学的世俗化源自于教育,其结果为科技神速化提供了社会基础,科技神速又体现了科学进步的自主性。第三个动因则是中国崛起。

 

习近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讲?我觉得就是这三个动因,前两个其实都是资本主义必然的现象。换句话说,西方在适应上只有时间问题,没有道路选择问题。唯独中国崛起这件事情,是西方在整个变局之中最大的失算。

当中国从“因变量”成为“自变量”

多维:类似的表述,更早是李鸿章当年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个时候强调中国要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当下的变局,在世界的绝对主体之中,还有中国这个相对主体。你也提到中国崛起这个动因的重要性,如何看待中国的角色?

 

杨开煌外界认为中国崛起意味着规则重组,其实世界规则的重组是很普遍的,例如法律由于环境变迁也会修改原来的协议,西方对于规则重组并没有不适应的问题。更何况,今天世界的规则恰恰是中国崛起的原因,所以中国不是要改变规则。

 

第一,中国崛起代表资本的重新配置。过去想剥削中国廉价(资源)的情况现在没了,中国现在可以自我满足资源分配,西方已经没有办法再用印钞票的方式让中国做他们的奴隶。

 

第二,中国崛起代表被殖民者开始翻身做主人。特朗普(Donald Trump)曾说,你要50:50的交易,No way!这是他们最直白的一个讲法,我永远要剥削你,最少也一定要70:30,但是中国说不行,这就是奴隶解放与自我觉醒,这是马克思(Karl Marx)和社会主义传授给中国的东西。

 

第三,中国崛起是对西方价值观的真理性、普世性和唯一性的颠覆。为什么我们不自觉地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政治改革或发展,或者认为中国政治落后于经济、政左经右?因为这完全是西方的价值观,所以看不到中国为配合经济发展已经做出的政治调整。中国改革的成功,对西方来说,不仅是资源分配与规则复位那么简单的事,而是他们坚信的上帝,开始真正被摧毁。

 

所以未有之大变局,在李鸿章时代,说的是中国怎么适应这个变局;而在习近平时代,说的是怎么相互适应,这是最核心的一点。当中国从因变量变成一个自变量的时候,西方怎么适应这个自变量?现在大陆学者谈百年变局,还是停留在中国怎么去适应的问题,但这样的解读完全是表面现象,把动因跟现象加以混淆,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问题。

台湾学者杨开煌解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认为当前中国和西方需要彼此适应。(廖士锋/多维新闻)

多维:适应性的问题涉及到对于变局的认识,过去聚焦于权力中心在地缘上的转变,更多体现在军事、武力的竞逐。今天隐约看到的则是范式的转移,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等世界格局的解构重整,以及对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殖民主义等西方价值观的反省。如果有一个新的范式正在形成,你怎么看待其样貌与内涵?

 

杨开煌今天西方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是因为西方的真理性、普遍性、唯一性被打破了。中国和西方最大的差距,在于中国强调共议、共建、共享的价值基础是集体主义;而西方则是个人主义、是人皆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并将之认定为唯一真理。

 

我觉得面对西方,中国人要回归上帝去讲道理。黑格尔(Georg W. F. Hegel)有一句话凡存在就合理,我认为这句话是中国与西方真正平等沟通的突破口。如果西方相信上帝在世界的安排都是合理的,那显然今天中国的再崛起也是合理的。未来世界新的价值观,应该兼顾集体与个体。

 

此外,中国倡导治理以应对当前民主政治所出现的黑天鹅灰犀牛治理Governing),原来是行政学的概念,就是上下商量、精英与民众商量,包括审议式民主,都是对民主的一种修正、改良,不完全让权力世俗化。所以当我们讲治理的时候,就可以联系到另外一个以民为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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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張鈞凱 廖士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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