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制度和价值观矛盾 北京治港还需“春风化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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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18年2月一起港男陈同佳杀人抛尸案,到今年2月港府动议联通陆港台的《逃犯条例》修订,再到一波波声势浩大的反修例游行示威,以及近期示威活动的激进暴力化倾向,包括将中国国旗丢入海中、冲击警署、殴打警员、恶性包围和冲击中国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这些行为显然是极度不负责任,是在破坏香港法治和“一国两制”,理当果断制止。

但与此同时,持续几个月的修例风波亦折射出陆港两地之间的制度、价值观矛盾。这是陆港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北京要以春风化雨的方法与态度,求得化解矛盾的最优结果。

香港乱局背后是深刻的陆港矛盾(Reuters)

陆港制度和价值观矛盾

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中国,大陆和香港由于迥异的历史遭遇,形成了不一样的制度和价值观。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和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政府角色具有全能型色彩。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民主程度有所提升,奉行协商民主,法治和制度化建设亦有改进,但总体上,在许多人眼里,大陆还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传统影响的威权体制。

在价值上,大陆讲求集体价值、稳定和秩序,具有国家主义倾向。由于近现代的屈辱历史,大陆普遍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视主权为禁脔,故在对外工作中,经常强调主权至上。

与之相对的是,深受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浸染的香港,自1842年开始被英国相继割让,就与中国大陆分道扬镳,“西方化”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制度和价值认同,香港人已经逐渐熟悉了议会政治、分权制衡、媒体传播、司法独立的理念或形式。

例如,港英时期的议会机构是立法局,名义上可以监察港英政府的施政。20世纪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香港的民主化骤然加速,正式推行代议政制,成立区议会,立法局开始进行间接选举,后来又有议席直选。这让港人已熟悉和认同议会民主体制。

1997年主权回归中国后,香港继续保持自身特殊性,信奉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基本法》所规定,香港在回归后的50年内享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司法及生活。香港的政治架构、经济制度、社会生态等等各个方面都得以按照自身的发展轨道和运转逻辑延续下去。

如今,香港700多万人口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固、成熟的社会。这是一个已经西化后的社会。香港的经济体系,香港人的语言、媒体、网络,乃至世界观和思维模式,都已经融入了西方。在许多人眼里,香港已经是中西文明交汇的旗帜,难免存在中西价值观的冲突。

不得不承认,香港社会作为中西结合的存在,也孕育出了具有中西两种特征与又与中西双方都有所不同的问题。例如底层民生困难、官民分歧、社会运动常态化和激进化,等等。

除此之外,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香港社会普遍存在“避难者心理”。香港开埠前,不计九龙和新界,香港岛仅有数千人口。如今700多万香港人,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大陆经历一次次战争、革命、运动的时候,例如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等等,香港成了一个“避风港”,一批批中国人通过各种方式冒着生命危险抵达。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出于恐惧,是为逃难求生,对大陆的负面印象之深,恐怕数十年也难有消减,而且会传递给自己的后辈。尽管今天的中国大陆已经发生巨变,正在不断崛起和现代化,法治和制度化建设亦有明显提升,但由于一些原因,许多港人对中国大陆的认知,还受到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中国大陆崛起对香港的刺激

在过去40多年里,香港最大的外部变量,正是中国的大陆的崛起。作为中国大陆与外界“中转站”的香港,既助中国改革开放一臂之力,也搭乘了大陆发展的东风,获得发展红利。1978年香港GDP仅有183亿美元,2018年已有3,630亿美元,增长将近20倍。

但是在很多香港人的眼里,更习惯以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为起点来对比陆港的变化。香港自1978年至1997年,GDP膨胀为将近先前的10倍,达到GDP为1,774亿美元,大陆为9,527亿美元,香港相当于大陆的18.6%。到了2018年,香港GDP约为3,630亿美元,只翻了一番;而中国大陆则有13.6万亿美元,是21年前的14倍,香港GDP仅相当于大陆的2.67%,香港在整个中国经济里面的领先优势,已经出现相对下滑。

香港普通人生活的改善幅度明显跟不上香港精英阶层,甚至也跟不上腰包迅速鼓起来的率先富裕起来的大陆人。在香港人集体印象里贫穷、落后的大陆人纷纷挤进香港,抢购奶粉、药品、奢侈品,再加上其他一些尚未经过现代社会洗礼的行为,都会加深香港人的负面印象。

中国的崛起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体量迅猛增长,企业竞争力增强,中国制造深入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国人大规模出国旅游留学,军事装备扩充升级,外交战略全球铺展,政权更趋强力稳固。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撼动了整个世界。

美国《时代》周刊在2011年6月曾发表有一篇文章《为什么我们害怕崛起的中国?》。作者承认,“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从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多于澳大利亚在经济发展方面获得的好处”,但是又指出,“澳大利亚人对于他们和中国关系的发展开始感到不安。他们担心经济增长太过依赖中国。他们担心中国会利用其经济影响力对澳大利亚施加政治压力,担心有利于他们钱包的那些事情会从政治上和战略上对国家造成伤害,而且中国越强大,潜在的危险就越大。”作者还表示,“最糟糕的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关于民主和人权的理念截然相反。”

西方与中国始终存在很大差异,政治制度、传统文化、世界观与价值观等方面都有巨大差异。对于中国,西方社会缺乏深入的了解,许多人还保留着贫穷、落后、专制、腐败的印象,沉浸在物质生活、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感里。中国突然变得富裕、强大和自信,让远在千里之外的美国和欧洲尚且感受到了不安和威胁,已经完成“西化”的近在咫尺的香港则有更深切的感受,难免有一种崛起的威权主义对相对衰落自由主义的压迫感。

位于中国之外的一些西方媒体和香港媒体扮演着“瞭望者”角色,以西方价值理念为标准,对中国社会的挑剔,对中国政治的批判,以及传播谣言与偏见,加重了普通香港人的焦虑。

春风化雨般去慢慢打开心结

然而,这些对于大陆的负面的记忆、感觉、认知或者情绪,都是可以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化解的。很多纠结都可以讲清楚,难题也并非不能解开。

中国大陆与香港的媒体、网络和语言体系,有着巨大差异,这也是两地误解和分歧产生的重要原因。而要化解误解和分歧,就需要建立沟通的桥梁,以一种更让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接受的,更灵活有效的方式,澄清事实,把问题讲透彻、讲清楚,向香港人提供更全面准确的信息。

不论如何,香港与大陆同属一个国家,都是无法改变的。两者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最关心香港人前途命运和民生福祉的,只有中国人自己。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大陆与香港的很多问题都只是暂时的,应该给双方多一些时间,多一些耐心,相信矛盾终将慢慢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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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青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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