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重构系列解读】中国特色的党政分工制度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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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这些年的党政机构改革,有着种种不同的解读和评说,有些评论甚为矛盾。或是赞誉,认为这是为破除“政令不出中南海”、 破除“九龙治水”的措施,构建了中共特色的党政关系;或是批评,称中共体制在改革后更加走向集权。为何会有这种大相径庭的评价?是意识形态作祟还是学识知识不同导致?

笔者作为对党建研究有兴趣的后辈,就些许疑问特别整理了中共党建领域著名专家王长江教授近几年的作品,并向他请教。他曾是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2016年退出领导岗位。逃离琐事和行政任务的他,有了对于中共党建及其历史作更为专心更为深入思考的机会。

“好多根本问题和概念都要重新认识。”这是王长江总在提的一句话,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句。或许也就是这一句话,击中了我的所有疑问。我们把他的所思所想编辑成以下对话,以飨读者。

以下为此次对话实录,将分三篇发布。此篇为第三篇,话题视角从具体转向宏观,从历史脉络和中西文明发展的两个视角去解读此次党政机构改革。

习近平在2014年河南省兰考县常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提及“塔西佗陷阱”,他认为中共并未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新华社)

多维:是否可以说,目前的党政机构改革,只是一个阶段性质的改革。更具体来说,中共提出了民族伟大复兴以及2049年的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整套改革是为实现这个目标服务的。而之后,这一整套机制接下去会怎样,就有两种判断,其一,如果它只是阶段性的制度,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结构和其他变化,中国的党政机构还会进行较大的变革。其二,它或许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是中国的制度创造,或者说就是中国模式。

王长江:从我的角度看,目前的改革当然有很强的阶段性,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需继续深化。但另一方面,也不难从人们的议论看到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的改革已完全到位,制度已经完全成型,甚至可以向全世界推广,这样的心态是存在的。

非常需要十分清醒地看到,深化改革依然任重道远。许多改革还在进行,已有改革成效如何,仍有待观察。仅举一点,你就可以看到这种清醒的必要性。例如,按理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老百姓的财富有迅速的增长,生活水平有非常大的提高,党群关系应当比过去更加和谐才对。但事实上,许多地方党群关系不是和谐了,而是更加紧张了。原因何在?说明经济发展了,民众对掌权者的不信任问题没有解决,甚至更突出了。虽然无法用具体调查统计结果确切地描述这种不信任究竟达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但信任度和经济发展不相称,有待提振,恐怕没人会否认。

多维:习近平也曾提出“塔西佗陷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

王长江:对。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需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思路,确认走人类文明共同大道的基本方向。每个国家和文明的发展道路都有各自不同的走法,无需照搬,无需简单模仿。但强调这一点不能强调到似乎我们可以离开人类文明大道另寻路径的地步。

从策略的角度去看,我不反对通过集中权力、使用强硬的措施去实现某种目标。但是如果要将此作为常规性的方法,甚至将此定为方向,就一定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目前出现的不少问题,已然告诉我们,偏离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没有出路的。

改革开放史,该从哪个方向去解读,经验又该从怎样的视角去审视?(VCG)

多维:中国改革开放有三点经验:问题推动,试点推进和统筹兼顾。对于此次改革,有分析认为它大刀阔斧,是整体性改变党政体系运行,具有战略性、总体性、全面架构统筹的意义。对这种观点,你有怎样的判断?

王长江: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好改的方面已经都改了,之后遇到的肯定都是难啃的骨头。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更加宏观、更加开阔的视野。就这一点而言,战略性、总体性、全面架构等等,也一直是执政党在不断强调的。我现在要说的是,就执政合法性和执政科学性这个党的建设的重大方面而论,应该十分注意防止在认识上出现偏失,迫切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思考。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能不能进一步深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否深入。

多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七次机构改革,每一次都存在精简机构的任务。但也因此有批评称,这几次改革都无法脱离“精简膨胀再循环”。在你看来其中原因是什么?如果将此次改革定位为在实现第五个现代化和两个一百年目标,那么此次机构改革该如何摆脱“精简膨胀”循环?

王长江:如果权力是什么、为什么权力要受到限制、如何约束权力这些基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那么,改革必然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机构改革也必然是叠床架屋。

在以民主为价值取向的国家,公权力和社会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博弈。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体制设想得很完美:所有的事情,都由权力统管起来,甚至管到人们的吃喝拉撒睡。这样就既可以防止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可以防止贫富两极分化(这两点被我们看作“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根本原因)。这种理念下形成的思维方式必然是:哪里出问题,必然是因为那里管得不到位。解决的方法,无疑只能是进一步加强公权力。但市场经济的逻辑不是这样的。市场经济是要通过给人们留出自由发展空间,来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对过去过度集权的体制来说,它是一个个人权利扩展、公权力退后的过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习惯于用按过去的观念思考问题,出现了问题总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管到位,那就必然难以跳出臃肿不得不精简、精简之后又膨胀的循环。

此外,如我前面所说,在公权力内部,也应该有权力之间的约束。某些领域确实需要加强权力,但也并不意味着应该把各种权力都混在一起,集于一身,用这种方式来加强。这样的加强,必然带来一个问题:这个加强了的权力,谁来约束?还是要用分权的方式来解决。

多维:您提到的分权,在西方是三权分立制衡,中共是明确拒绝的。某种程度上说,是不是这个问题被过度意识形态化了?

王长江:的确,这个话题被过度意识形态化了,成了人们不敢讨论的禁区。其实,分权是必需的,是统治的共通规律。分权思想本质上是政治实践和政治科学的产物。过于集中的权力,肯定有滥用和腐败的危险。中共对此也是认识到的,连续若干个党的文件都强调要建立“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体系”。这就是分权的意思啊!人们只是在如何分的问题上可以有选择和取舍,例如 “绝不照搬西方三权鼎立的政治模式”就是选择。

多维:然而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和国情。最大的客观条件是,中国是一个官僚帝国。阎步克称,官僚帝国是含有某种“现代性”的。中国传统官僚政治的早熟及其数千年的发展连续性,在世界史范围中名列前茅。无论如何,集权政治传统已造就了强大国家实力和高效社会控制,将与民权政治传统、神权政治传统鼎足而三,它们各自涉及了十几亿人口,共同构成了未来世界最具独特性的三大政治传统。这也就是我们讨论帝制中国政体的意义之所在。这种历史,恐怕是有别于您提到的西方历史,以及西方历史中演变而来的三权分立。

王长江:中国自古的官僚体制与西方三权分立的传统的确不同,但要知道,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种制度的基础不同。对于你所说的三大政治传统,我们既要看到它们的共时性,更要看到它们的历时性。

中国改革开放前实行的计划经济与中国传统儒家的政治理念是很合拍的。儒家文化强调舍小我顾大我,将个人利益放于集体利益之后,讲究服从关系。计划经济统管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落到计划上,当然需要全社会的服从和步调一致。上级管下级,官员管平民,民众对官员的臣服关系,理所应当,逻辑自洽。于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很容易建立起来。

但改革开放的逻辑则是,如果继续按计划经济的思路搞下去,经济发展不起来,国家必然落后,弄不好被“开除球籍”。所以邓小平要求调动广大人民群众追求自我利益的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对自我利益的维护,是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这种逻辑是由市场经济来推动的。

西方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每个人不断寻求和保护自己的利益,进而希望通过政府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而希望让代表自己利益的人来掌权。这就使得一整套相应的民主制度得以确立和演进。

所以很多西方的制度设计并非因为它是西方才这样,而是由市场经济引发出来的。中国没有这些,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不同文化,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发展没有走到市场经济这一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终于迈出了这一步。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难道不值得重新思考么?

人们容易产生误解,认为民主、选举这些东西过去中国没有,都是西方的,所以不适合中国。的确,这一套东西首先在西方发展,自然带有西方的色彩,但并不等于就只能是西方的东西。不应该先入为主,动不动就要扣照搬西方模式的帽子。更不能凭个人好恶和所谓民族感情,动辄提升到意识形态高度。更需要的是理性探索它背后的规律性。

我去年写过一篇关于古德诺(Frank Goodnow)谈制度比较的文章。古德诺讲到,制度比较需要遵循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其中提到人性原则。很多制度看起来非常不同,追溯其起点,却发现趋同,因为它们都决定于人的本性。这样的制度,便具有相互借鉴的可能。一些看起来很相似的制度,实际上没有共同的起点,比如可能分别来自伊斯兰教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相互之间就有难以打通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尊孙中山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Getty)

多维:习近平此前谈到,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该如何理解这里提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王长江:大变局或许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手段,在科技方面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对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思考问题的方式,过去依赖的理论、制度等等,都产生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还内含了更多的不可控制性和未知性。其二,过去的资本主义扩张过程中,国家间产生了很多硬性冲突。而如今,各国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已完全交叉,但矛盾依然存在,只是更多呈现出来的是软性的冲突,文化的冲突。硬冲突和软冲突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亨廷顿提及的文明的冲突,看似在说这种软性冲突,实则描述的是一种硬性的冲突。这种当代出现的软性冲突也具有不可预估和控制性,我认为也是大变局的一种体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对执政党的应对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多维,最后一个问题,中共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以及中共建国70年,它取得今天成绩的关键在什么方面?应该如何总结中共的经验呢?

王长江:对于经验,人们已经多有总结。有的强调是因为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的认为是因为坚持了党的领导,也有的特别强调中国文化。这些看法各有自己的道理。但在我看来,最重要的经验有一条,即与时俱进。

什么叫与时俱进?就是在理念上、理论上、制度上、文化上因应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跟着历史潮流走。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所有的进步都和与时俱进有关,所有的困境和灾难都与意识形态僵化、故步自封相关。所以,即便今天中国已经发展得很不错了,也积累了很多经验,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探索规律,顺势而为,依然是当代中国应该遵循的最重要的经验。满足于近期发展取得的成就,盲目自大,保守僵化,甚至觉得有了对抗历史潮流的资本,都是对中华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

多维:孙中山提出“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同时他也将人分为三种人,即“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然而,能看清这个大势的先知先觉者毕竟属于少数。

王长江:其实看不清也没关系,顺应即可。宗教中有个概念叫“无所住”,我理解就是既要有信念,又不可把它绝对化而反受羁绊。以为自己的理论是绝对真理,不可更易,固执固守,甚至违背常识也在所不惜,就不可避免会遭受挫折。

这一点,我们在历史上有不少教训。例如,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自由的联合体,在这个社会,人的个性得到全面发展。有多少人会直接反对自由联合体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于,要实现这个目标,苏联大量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做法,我们也加入了不少自己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并不都完全正确。如果所谓坚持,就是这些不正确的东西都不能改、不能变,那就会掉进自己的意识形态陷阱,一步一步地把自己拖入困境。历史经验足以警示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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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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