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反修例示威“中枢”——网络组织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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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互联网媒体,香港青年的街头政治运动完成了最初的组织动员。(路透社)

5年前,香港“占中”期间,媒体报道称,“占中”运动有组织有策划,其参与者曾接受特训,并接受“六四学运”王丹领衔的华人民主书院和“颜色革命”教父夏普博士(Dr. Jene Sharp)所创办美国人权组织爱因斯坦研究所的“专业指导”。

时至如今,香港中文大学在此次持续两个多月的反修例运动中发布报告《“反逃犯条例修订示威”现场调查报告》得出结论,认为近一半反修例参与者皆有参与当年“占中”等街头政治运动的经验。这似乎可以印证,今天反修例运动或者更宽泛地说历次街头运动,“亲身体验”可能是决定一场街头对抗规模和形势的重要因素。

事实是尽管如此,但此次反修例运动亦涌现了近一半新人,而且19岁以下的中学人群已构成香港街头纷争的主力一员。这促使人们去反思,街头政治运动究竟是如何发起,并发展蔓延的。

早在7月初冲击立法会和中联办时,一些来自各行各业的示威参与者和高校研究者在每两周一次的“酒精沙龙”中回忆了反修例运动是如何酝酿、开始组织的,每个人的现场体验和“互动”各方尤其是组织者、参与者、旁观者等不同的运动“圈层”又是如何进行分工合作和互相感染、情绪渗透,并最终影响运动的成败的。

一些亲身经历者的描述给人很多启发。比如,一场反修例运动的缘起来自于一些中学校友所发起的一份份“联署”。相对于升学率仅18%的大学,中学的学生群体基数显然更为庞大。而且,中学学生生活较为闭塞,容易在迷惘和困顿中建立基于学校为纽带所形成的归属感和彼此信任感。同时,这一年龄段人群又处于价值观念的形塑期,较易接受仅有的社交渠道单向度的线性的信息和价值“投喂”。更为不可改变的现实是,即使投射在国际化的背景下,七百多万人口的香港差异性和同质性的社会价值也是一种背景因素。

这或许是香港青年人的悲哀。

不过,仅仅是这特殊的社会群体构成背景也并不一定会酿成今天的局面。实际上,作为一种非暴力(或者说低烈度)的街头政治运动,它继承了近现代国家和平抗议的某些宣传鼓动手法,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插上了无中心、自组织、圈层化的翅膀,而拥有了更为让政府不可忽视的力量。这大约便是这场运动最后喊出“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的要义。

在“酒精沙龙”上,发言人回顾了运动开始,每个人是如何借助互联网(尤其是应用于智能手机上)来寻找的“同类”,各学校或者各个职业的松散群组发起联署,并在Google Doc共同协作完成联署书的撰写。同时,在Facebook中,诸如Freedom Hong Kong等网页会有专门的支援外宣小组负责联络。从传播学意义上说,情绪和观念都是可以互相传染的,此外从众心理也让一些人被迫接受“传染”。当然,香港网络讨论社区也是相当活跃的。诸如“连登”等互联网社区不仅是这些网络“原住民”生活中的共同家园,也是以口号甚至各种校训进行社会组织与动员的主要形式。而图片分享APP Instagram在运动过程中,一些KOL(重要意见领袖)“也瞬间很政治起来”,通过晒图、转发等互动制造现场感,以影响更多人。包括“立场新闻”等侧重社交功能的媒体更是号召每位在场者提供线索,接入现场图像。那些“玩转”互联网的青年“原住民”只要手持智能手机便可以引来数不胜数的围观。

一名大陆学者在《新媒体环境下的香港青年政治参与:形式、特征与影响》中提到,新媒体在香港社会的舆论影响力与日俱增,尤其以2008年智能手机的问世和Facebook中文网的上线为标志。其引述香港青年协会的数据称,近9成的香港青年拥有智慧手机,每日平均花费 3.5 小时使用手机。超过7成的青年入睡前会使用手机,约5成青年在吃饭或入厕时仍然使用手机。一半的青年认为外出不带手机比不带钱更缺乏安全感。

而香港统计处2018年3月至6月份的数据也证实,15至19岁、20至29岁年龄组人群(共计大约115.5万人)的手机(包括智能手机)拥有比例基本达到百分百,占所有手机(包括智能手机)持有人数的37%。

接下来,当动员和组织任务完成后,基于不同“联署”诉求的所谓“废青”会冲上街头。当然,运动的“策划”与运动本身之间毕竟是不同的。尤其是对那些“素人”来说,如何快地掌握适应现场的需求相当重要。只是他们更应该理解的是,这种现场体验的获取远不及明确诉求本身更为重要。经验告诉人们,街头运动的诉求通常飘忽且多变,而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都是种精神考验。夏普在《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中为那些“对抗者”设计了基于非暴力原则所应采取的策略选择。这些策略选择包括设计现实的手段、目标,选择性对抗,传播不合作概念和反镇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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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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