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政治特区”深圳】邓小平没有出卖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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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今天的繁荣,邓小平功不可没。(VCG)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这是一首在中国社会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歌曲——《春天的故事》歌词。

歌词中的老人就是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而他画的那个圈,就是从当年毗邻香港的小渔村,变成经济特区,今天又迎来新的定位和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深圳,这座改革开放中崛起的年轻大都市,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象征。而今天深圳从经济特区到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转变,某种意义上证明,邓小平没有出卖社会主义。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深圳这个经济特区从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姓“资”姓“社”的争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于1980年8月,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经济特区之一。1980年代初的中国,还未从"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恐资病"流行,留恋平均主义,以美化穷光荣、穷革命为时髦。当时,中国媒体和政经界人士,对深圳的各种非议指责沸沸扬扬。1983年夏天,大陆官媒刊登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长文,将深圳特区隐喻为新的"租界"。

一些中共“老干部”也批评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甚至有人说“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而中共高层,对特区发展的快慢、急缓也有不同考虑。有些“老干部”态度要谨慎一些,更多强调的是不断总结经验。甚至有人提到新条件下阶级斗争问题。 质疑声日趋激烈,这让广东省和深圳市的地方官员感受到政治压力。当时在特区工作的一些中共干部,顾虑重重,事事观望,工作推动缓慢。

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首次赴深圳特区视察。此时,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4个年头,中国国内关于改革开放的争论、围绕经济特区的非议云谲波诡。邓小平目睹深圳的发展变化后,题写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到北京后,他说,这次深圳之行,给他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实行开放政策,指导思想是“放”,不是“收”。

此后中共党内对特区的质疑声得到遏制,深圳特区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也逐步从沿海深入到内陆。

时间推进到1989年,六四事件后,中共中央在就是否继续改革开放出现意见分歧。1990年2月,北京一家大报刊出一篇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文章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革?这是90年代最早提出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问题的文章之一。此后,关于姓“社”姓“资”的大争论持续不断。

邓小平全力维护改革计划,反击所谓背叛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指责。1992年年初,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巡”发表讲话,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还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明确给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在深圳谈到创办经济特区问题时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小平接着说:“有的人认为,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邓小平认为,经济改革和发展是“革命”行为。在南巡讲话时他说,中国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为了捍卫改革,邓小平在国家政策中极力主张实用主义和国际接轨,并被随后的几代中国领导人重申。这些变革改变了中国历史及当代世界格局。深圳,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象征和最大获益者。

繁华是深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具资本主义色彩的地方。(多维新闻)

除了伴随着姓“资”姓“社”的争论之外,深圳从诞生之日起,就是社会主义中国最接近资本主义的地方。从1980年设立经济特区以来,过去40年,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试验场,已经由最初毗邻香港的一个2万人的小渔村,发展成为人口超过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都市,与北(京)上(海)广(州)并列为中国“一线城市”。

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深圳的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已从1979年的1.97亿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4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2.42万亿元人民币,经济规模超越香港(约合2.40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以创新科技作为经济增长龙头,孕育出华为、中兴、大疆无人机等高科技企业,如今蜕变成为一个国际化城市,无论速度与幅度,都创造了世界奇迹。

在过去40年的深圳崛起历程中,以民营企业、合资企业等为代表非国有企业,总体构成了深圳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改革开放造就了深圳,民营经济造就了深圳的今天”,这是外界对于深圳的评价,深圳也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第一城”。数据显示,深圳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贡献税收的占比、吸纳的就业占比、创造知识产权的占比都是全国第一。2018年,民营企业贡献了深圳67%的税收,吸纳了76%的就业人口。

截至2018年底,深圳中国境内外上市公司累计405家,实有383家,民营企业占85%,市值超10万亿元,居全国第一。有7家深圳企业入围2018《财富》全球500强,其中6家为民营企业。有25家深圳民营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有40家深圳民营企业成为广东民营企业100强。孕育了如华为、腾讯、比亚迪、大疆等世界级的民营企业。

这些数据表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可以说是中国最具资本主义属性的城市。但正是这样一个城市,现在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行示范区,无疑沉重地回击了那些对于邓小平改革开放是背叛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指责和曲解的声音。

中国社会上有人认为,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由于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彻底决裂,朝“普世价值”靠近。也有一些人认为,今天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皆是源于改革开放,他们甚至责备邓小平是“修正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是“实用主义者”,只顾眼前不顾长远。

事实上,在邓小平那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等,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不是不可亵渎的教条。社会主义可以利用市场、可以利用资本,但是必须要搞清楚这些手段为谁服务。正如他所说:“市场和计划都是工具。”

如果说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深圳崛起,还未能完全消除姓“资”姓“社”的疑虑。那么,深圳由最富资本主义色彩的经济特区,摇身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由经济上的先行先试,转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一条可供复制的示范之路,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终结了当年姓“资”姓“社”争论。某种意义上,也是对邓小平并没有出卖或者说背叛社会主义最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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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孙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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