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教科书现高层意志 中共意识形态教育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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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将到来的9月新学期,当中国北京、上海等六省市的高中新生入学后,他们将发现摆在自己手中的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本教科书相较此前的版本已经发生不小变化。他们将接受经过北京最高层级审视的、更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教育。同时,从今年9月初新学期开始后,中国全国所有中小学生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将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所有年级都使用“部编版”教材,而此前的各种版本教材将陆续退出舞台。

这些据称“充分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版“统编教材”,是北京自2016年起酝酿的将教科书编写事权收归国家层面的具体动作。为此,在长达2年余的时间中,北京投入大量的智力人力资源和政治资源,使得这些教材如今得以按照高层意志面世。

不过,外界一直怀疑,这些看起来充满着意识形态说教的教科书,即使换了某个新版本,是否能产生北京所期望的那些政治效果。这种怀疑似乎被中国从小学到大学思政课堂上的沉闷气氛所证明。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年轻人在课堂上对这些枯燥的课程不感兴趣并进行软抵制。可能政治教材依然枯燥,受到抵触,不过语文和历史应该还是很容易达到官方想要的效果。

但实际上,近期中国大陆年轻人对香港事件的激烈回应表明,与外界的普遍印象相反,北京的意识形态教育就其所要达到的目的来说,总体上是极为成功的。这种成功并不能被教学上的不佳技术细节所否定。

2019年8月17日,反抗议者挥舞着中国国旗和标语牌,反对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的支持香港“民主抗议”的游行。(AFP)

从“一纲多本”到“三科统编”

这次三科新版教材编写是中共将教科书编写重新收归国家事权的一个成果。

此前,“一纲多本”自1986年至今一直是中国教科书编写的主导原则。这意味着,在不超出国家规定的课纲标准的前提下,当时的中国政府实际上鼓励有能力的出版机构、教育机构和个人编写不同版本的教科书,提供给不同地区和不同学制的学生们使用。在此原则下,中国官方实际上将教科书编写的权力下放,只保留了审定权力。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有关教科书编写权力的下放,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思想文化领域管控放松的一个体现。许多人将之视为中国“教育民主”的一部分。

而自2001年起“素质教育”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核心目标后,各种不同版本和质量参差的教科书更加大量涌现。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不同版本的教科书是由不少于70家单位自筹资金参与编写和出版的。

不过,近年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争论也使得教科书这个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时常成为争议对象。一些教科书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自由化或去意识形态化倾向(中国官方称之为“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教育部门乃至最高层级看来,是危险的。

如近年,中国左翼作家鲁迅的文章已有多篇逐渐从一些版本的教科书中被删除;有关董存瑞、刘胡兰等中共宣传中的英雄人物是否将撤出教科书,也一再引发社会争议;在初中课本中,中国汉朝“民族英雄”卫青、霍去病的事迹等也一度被删,后因引起批评而重新补入。

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促使北京开始重新考虑教科书编写问题。一个解决方法是将教科书编写权力重新集中起来。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一份“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中宣称,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而2017年7月中国政府成立的“国家教材委员会”,成为承载这一事权的具体机构,这也意味着思政、语文、历史三科教材“一纲多本”时代的结束。

当年,中国教育部即启动了高中思政、语文、历史教材统编。经过2年余的编写,这套在意识形态上更加“正统”的新版教材即将摆到高中新生的书桌。

从中国教育部官员的介绍可以看出,本次三科统编教材的主编担纲者全部是中国顶级学术组织和大学的顶尖学者,并经历了严格的遴选,是按照“政治立场坚定、学术造诣精深、编写经验丰富”的要求报批中共中央确定的。这体现了中共最高层级对教科书改版的极高重视。

新版高中历史课本增加了有关中国大一统的许多此前缺失的细节,诸如南海诸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问题等具有现实指向的内容被强调。更加重要的是,通过阐述中共体制的合法性和历史进程的某种逻辑必然性(中国官方所称的“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从而让高中生“自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

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成为中国官方广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的情况下,新版语文教科书大幅增加了中国古代诗文的比重另外,毛泽东的诗词以及鲁迅的杂文重新受到重视,增加了不少篇目。

被低估的中共意识形态教育

当然,三科教科书统编背后是北京如今对教科书意识形态导向的严格审视。

不过,此次教科书修订仍然引起了人们对中共意识形态灌输成效的争论。一些人认为,中共意识形态教育总体而言是失败的,因为在高中和大学的思政课堂上,学生们一般对这种生硬的意识形态说教不感兴趣并进行软抵制。

但近日香港事件中中国大陆年轻人所变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热忱和意识形态认同的能量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一个反例。

诸如学生兴趣不佳等技术上的缺点掩盖了这场意识形态教育总体上的成功。包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在内的意识形态宣教,就其初衷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成功。

正如香港教科书缺乏类似爱国主义内容在街头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一样,中国大陆方面教科书对此类价值的强调,的确对中国人的思维意识和价值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已经构成了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某种底层。

这包括历史大一统观念、集体意识、爱国精神、民族主义、有关中共体制的合法性和现实意义,以及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重要价值等等。这些几乎构成了现代中国人观念中理所当然的成分。在近期的香港事件、中美贸易战以及更早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事件中,这些观念投射到现实中,表现出了巨大的能量和自发动员能力。

因而,这似乎表明,尽管不少中国人认为北京体制时常并不全然令人满意,但其内在的许多基本观念仍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并拥有巨大的市场。当然,这些意识形态认同的成就并非单纯是由教科书而来,但无疑的,教科书所构建的认知体系和价值观念底层,正在为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所激发出来,并被赋予了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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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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