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课”吹响冲锋号 习近平再谈“伟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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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已经落地,而且香港的街头政治愈演愈烈之际,9月3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再度强调了“斗争”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尽管习有关“斗争”的讲话已有数次,但唯独此次是通篇阐述“斗争”,显示出中共面临“斗争”形势的紧迫性。

在这篇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开训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称,“(中共)领导干部,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战士”,并用此前只用来要求军队的特定用语“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来要求中共官员。

这篇讲话中透出的浓浓的紧张感与斗争的迫切意味,让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在内外新局势下对中共官员系统的阵前总动员令和冲锋号。

中美贸易战无疑是习近平强调“斗争”的外部原因之一。目前,中美能否最终达成贸易协议仍是未知数。(AFP)

习近平的风险研判与“斗争”新形势

这次提及“斗争”时的中共内外局势使得这次讲话的总体基调似乎比早前更加紧迫。习近平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这些风险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有”。

其中,“外交工作”所指可包括中美贸易战在内,“港澳台工作”则指向香港事态和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

相比此前,这次讲“斗争”时中国的内外形势已经出现新的变化。中美贸易战已经从言语威吓变为实际行动,美东时间9月1日,美国对中国价值1250亿美元加征15%关税已经落地,而到12月15日,美国有可能将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全部加征15%关税。而双方的协议目前看来仍无望。

在中国国内,因《逃犯条例》修订而引发的香港街头游行自6月上场以来,已经持续至今,而未有消减迹象,并且,游行的暴力程度还在不断升高。更令中共担忧的是,游行中出现了“外国势力”干预的明显迹象,一些“港独分子”如黄之锋等9月4日还访问台湾,并拜会执政的民进党,“港独”“台独”的同声附和和合流,正在触碰中共敏感的反分裂神经。

另一方面,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仍在升级,并与中美贸易战以及香港事态勾连在一起。8月20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对台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66架F-16V战斗机的军售方案。这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任内四次对台军售中数额最大的一笔,而就在仅仅一个月前,7月11日,特朗普政府刚刚批准了一笔价值22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台湾已经成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方面的一大筹码,而台湾也乐于作为一个筹码进一步疏离与中国大陆的关系。

由于内部经济转型和外部中美贸易战双重叠加的影响,中国国内经济也面临失速风险。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4%,虽然这一增速仍落在6%-6.5%的目标区间,但相比2018年同期则回落了0.4个百分点;而相比2018年全年增速6.6%则回落0.2个百分点。至2019年第二季度,这个季度增速进一步滑落到6.2%。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就业和通货膨胀压力。在2019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面向中国百名经济学家进行的信心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63%)的经济学家预期中国未来六个月的失业率将上升。而近期中国猪肉和水果价格的大幅上涨,引发了民众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中国许多地方政府已祭出了“限购”措施。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民生受影响将考验中共的政治合法性。

因而,中共目前面临的风险是涵盖内政外交各个方面的,这从习的讲话种也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广泛的风险挑战使得“斗争”频频出现在习近平的讲话中。

习已数度强调“斗争”

实际上,此次已不是习近平首次谈论“斗争”。早在2016年岁末的一次中南海级别的民主生活会,习近平首次提及“斗争”,这是中共在邓小平后再有最高领导人公开场合提及“斗争”。

对于习频繁强调“斗争”,或许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外界,都有不少人不太理解。究竟是什么因素让“斗争”如此被习近平强调?

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海外版》“学习小组”为此次习的讲话所加的“按语”上写道,“为什么要讲‘斗争’?因为斗争总是不请自来,总是不以我们良好的愿望为转移。”这明显指向美国发起的中美贸易战,中国是被迫应战,被迫“斗争”。

这里面传达出的态度是,刀架脖子上,就必须“斗争”,并且必须取得胜利。“斗争”虽然有习的个人性格色彩的因素,但更多是中国的客观形势使然。

因而,内外局势让“斗争”成为习时代的高频词。虽然这个词见诸大大小小的场合和各种讲话中,但专门强调这个词的,目前所见的主要有如下几次:

第一次就是上述提及的2016年12月的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及“发扬斗争精神”——”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不移”;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习再次将“伟大斗争”与“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并列,十九大的报告中指,“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在2018年12月中共政治局的另一次民主生活会上,习在讲话中大段强调了“斗争精神”和“斗争意志”。习还称,“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干部放到重大斗争一线去真枪真刀磨砺”。

此次的讲话,是为最新一次。

这一次的习近平中央党校讲话,是第四次也是最系统清晰阐述“斗争”的一次。在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发布的习讲话通稿中,“斗争”一词出现多达58次,是明确的核心关键词。习不但描述了“斗争”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而且还对斗争的方向、立场、原则以及斗争的重点、策略,也就是方法论层面都作出了阐释。

而此次则是面对干部梯队中的中青年。这说明,习正在将“斗争意志”传递给中共全体官员队伍。“斗争”似乎正在成为中共官员系统动员的一个新的精神旗帜。

习式“斗争”不同于毛邓

中共的出身是革命性政党,且其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将“矛盾斗争”作为世界的普遍规律看待。因而,中共的政治理论本身就带有“斗争”色彩。这就决定了,在中共自革命、建政近百年的话语范式中,“斗争”这个词从来都不曾缺席。

因而,从毛时代、经历邓时代,再到习时代,“斗争”这个词语至少从字面来看,都存在着,都是中共所信奉的兼具硬朗和灵活性的哲学。 不过,由于内外形势和执政思路的不同,毛、邓、习时代的“斗争”的具体含义却有不同。

毛时代的三十年,其实最接近“斗争”字面的意思,就是不断的革命,不断地斗争,对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本人也是“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对外虽然还没有实力和体量去充分地“争”,但也是尽其所能在争夺话语权和主动权。作为中共革命、建政奠基者的毛泽东,可谓把“斗争”思维发挥到了极致,一面固然巩固了中共的革命政权,另一面也造就了执政灾难。

再看邓的三十年,破除了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他的三十年是改革的,是建设的,但力度也是充满“斗争”色彩的。其中改革中的矛盾,需要破除的利益格局,未见得不比毛时代更为棘手。其后的“价格闯关”、打破国企“大锅饭”等市场化改革,这些改革中的成绩与阵痛,无不体现着中共谨慎前行中的改革魄力,亦未尝不是一种“斗争”。

习时代的中国,改革已到瓶颈期,同时,中国内外部的形势也在发生着急剧变化。习近平自己也说,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动能面临从粗放型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这是根本动力的转换,而非仅仅是量的挪移;在外部,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使得其已经接近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中美之间的结构性对抗无疑将在这一时期来临,世界格局面临百年大变局;同时,中共官僚系统的官僚主义、贪腐和不良风气,也无法适应正在激烈变化的中国社会,无论是思维和能力水平都无法适应一个更加现代化的中国。这些,都是如今中国执政者所面临的挑战。

中共的理论家曾对习所称的“伟大斗争”解释称,“从规律的高度看待斗争,就不会陷于盲目的斗争;从斗争的高度看待规律,就不会消极无为,期待规律自动实现。”显示出在毛和邓的“斗争”思维间进行调和,进而超越的努力。

因而,习近平所说的“斗争”,既区别于毛时代忽视政经客观规律的“阶级斗争”和“盲目斗争”,也不同于邓时代过于偏重“摸着石头过河”这样顺其自然的改革方法论,而是要创造适应于今日中国发展阶段和改革形势的独特改革方法论,激发中国官僚系统和民众对改革的热情和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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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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