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国旗宝宝、焚旗女童与爱国者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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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方意识形态在1990年代纳入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教育。(Reuters)

“坚持了7年!西安10岁男孩每天早上在家升国旗”,正当中国大陆政府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建政70周年庆典进行紧锣密鼓的准备和铺天盖地的造势时,地方媒体讲述了一个十分应景的故事。

故事的小主角是一位生活在陕西西安市的10岁小男孩。当地媒体称从3岁开始,这位对五星红旗充满痴迷的孩子便每天身穿军装在家里举行升国旗仪式。“每天早上6点,他起床后,穿上军装,升国旗,然后洗漱、吃饭,去学校,放学后先降国旗,然后去做作业”,这位孩子的父亲讲述道。

他的故事在被报道后,引起广泛的传播和讨论。似乎,在当下的政治气氛下,一名小学生的行动借由宣传管道“告诉”了人们对这个“神圣的存在”所应抱持的姿态与情感。

像这名小学生一样,中国网络上不断涌现着各个社会阶层表达其爱国热忱的内容。社交平台如微博、微信在进行一场场转发祝福祖国的接力,五星红旗“点亮”他们的头像;一些视频片段显示宗教人士身着僧袍或者道袍等参加升国旗、集体合唱等活动;这种热烈场面甚至蔓延到海外华人华侨社会……尽管其中的“爱国主义形式”可能令人感到不适。

然而,在这种气氛之下,回归中国22年的香港在过去的3个多月时间里持续出现抗议热潮。参与领导反修例运动或者受这运动所刺激的一些香港人为了表达对中国大陆的不满,将象征国家主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列为攻击的目标。其中,最为激进力量号称“光复香港”,脱离中共的统治,所以将中央政府驻港机构的国徽泼墨污损以宣泄不满。

在最近的案例中,一名13岁女孩参与了9月21日香港屯门大会堂外的激进示威。随后,小女孩涉嫌焚毁国旗而以侮辱国旗罪遭到拘捕。而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则在8月份组织的悬赏计划中披露了更多同类性质的案件。他在《803行动》悬红缉凶网站公布30宗案件,包括尖沙咀扔国旗、涂污中联办外国徽等“不爱国行为”。

其实,尽管香港和中国大陆实行不同的教育体制、使用不同的教材,但是从“国旗宝宝”到焚旗女童,两种教育体制下所塑造的国家意识差异如此鲜明对立,仍然令人大感意外。而且上,不仅仅是在攻击国旗、国徽的挑衅行为上,香港青少年包括专上学生在之前表现出对国家认同的淡漠甚至敌视,其实不在少数。近年,北京和港府都已经意识到了香港教育出现了问题,于是在尝试各种途径,比如试图在香港进行教育改革,增设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以培养中小学生的国家认同观念等,但在遭遇抵制后效果十分有限。国家认同教育被一些怀揣共产主义困惑甚至敌视情绪的民众,视为中国大陆进行官方意识形态灌输和精神洗脑的工具。

即使反对声浪如此之大,但在香港反修例运动渐次退潮后,官方已经很难再妥协退让,对香港教育无所作为。北京的经验似乎给予香港政府某种无形的压力(当然,可能北京也直接提示了香港社会的风险所在),消息称香港已开始积极推进中小学“课改”,审定高中通识教科书。这是否有助于将美化英殖统治、丑化大陆、制造两地对立的内容清除出课本,从而有利于一种国家统一的正统意识塑造?

9月24日,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召集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每月一次的例行最高级别会议上,中共高层审议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酝酿一场新的爱国主义教育。“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让爱国主义精神牢牢扎根”,官方媒体新华社披露的会议内容称。

这并不是中共第一次要求展开全民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早在江泽民时期(1994年)即在一份纲要中部署了一次类似行动。外界一直批判性认为,当时中共决定采取这一动作是有其特定目的。在那之前,“爱国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表现为一种排斥列强殖民甚至瓜分中国图谋的正向价值,而非盲目排外的极端和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中国近似于民族主义),尤其是以主张国际主义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中共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在刚刚经历1989年的政治危机后,鉴于学校教育的“失败”,江泽民启动了1990年代最初的大规模爱国主义教育,尤其是在针对在校学生。在批评人士看来,中共巧妙地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内核置换为对“爱国主义”,而“爱国主义”的内核即便不是置换也是巧妙地将对祖国和中共的忠诚整合在了一起。

但是,这种指责似乎毫无意义,因为历史场景已经改变,正统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会发生改变。正当中国推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意识形态敌对的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一次演讲。他的保守主义论调基于其爱国主义而同样将矛头丢向全球主义。“未来不属于全球化主义者,未来属于爱国主义者(Our future belongs to patriots, not to globalists)”,他认为,全球主义的世界观让过去的领导人“忽视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呼吁他们拥抱自己的立国根本。所以,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抛弃全球主义时的背景并不相同,前者基于意识形态上的民主化危机,而后者则是对基于对全球化浪潮的背叛。如果说,中国的“爱国主义”是一种政治安全调适,而美国的“爱国主义”则是经济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的改弦易辙,双方都在寻求改变。

其实,《洗脑的历史》一书的作者告诉人们,“洗脑”无处不在,但人们应该提防的是极端主义,任何的极端主义都是不正常的对社会伦理的破坏。事实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形成相当重要,而且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长久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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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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