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中共“斗争史”:从阶级敌人到“百年变局”

+

A

-

9月初,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中青班上发表一次讲话。在官方公开的片段中,习近平重提“斗争论”,鼓励中共新的领导梯队修炼斗争意识、提高斗争水平。尽管外界疑虑再三,但很显然这并不是恢复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信号。

本文转自《多维CN》050期(2019年10月刊)中国栏目《中共“斗争史”:从阶级敌人到“百年变局”》。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习近平重提斗争论显然是在警告当下中国官场缺乏风险意识。(Reuters)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9月3日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要求这些受训的厅局级“潜力股”面对内外部形势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能力。这与他1月份在面对更高级别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所告诫的“真刀真枪斗争”如出一辙。

在官方媒体新华社披露的摘选内容中,讲话警示中国当下内外风险出现“斗争”一词共计58次。这一略带历史感的政治词汇很显然让一些对中共既往“斗争史”敏感的自由派学者再度感到困惑。不过,如此困惑应该说是多余的想象。当习近平在讲述“斗争”时,显然并非意图重演历史上的暴力革命即敌我之间你死我活斗争的历史。一个阶层或者个体对另一个阶层或者个体进行精神和肉体上的“专政”,在今天不仅不具有现实的基础,也不可能符合今天中共在中国的角色。

“斗争”记忆

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共的斗争意识是有着意识形态上的理论依据和现实的历史传统的。1949年前,中共在草创阶段和正式取得政权之前的革命阶段面临极其复杂和险恶的内外环境,从诞生之时便处在各种力量的监控之下。此后北洋政府、西方殖民势力、日本侵华势力以及国民党右翼力量和地方派系,每每将其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马克思(Karl Marx)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毛泽东则说革命从来不是请客吃饭。继承了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的中共首先为生存而战,其次要为打破一个旧世界而战,并为创造一个新世界而战。“战”并不仅是思想上、宣传上的论战,更是将革命理论应用于武装斗争等实践中,拿起武器进行真刀真枪的军事斗争。这其中的流血自不待言。

其间在外部生存压力下,当时弱小的中共党内也存在激烈的思想斗争、路线斗争。领导人毛泽东曾经在建政后总结中共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其中至少六次发生在1949年前,包括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路线、瞿秋白路线、罗章龙左倾冒险机会主义、张国焘分裂路线和王明的分裂主义及先左后右机会主义路线等。这些激烈斗争不仅是思想层面上,甚至还包括党内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如AB团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其残酷程度甚至丝毫不亚于党外斗争。

中共自建政初期到“文革”,整个毛泽东时代都沉浸在巩固新生政权的政治斗争中。回望那个时期,尽管战后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运动同时进行,但是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如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倾、反右派、“四清运动”等直到“文革”都是中国社会的主基调。在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的年代,中共高层很显然没有一直准确评估“斗争”,没有对革命的路线、形式、目标做出契合时代要求的调整。于是,当高层意志扭曲、“斗争”被泛化,乃至酿成无可挽回的灾难,“斗争”便成为很多人尤其是自由派学者眼中“灾难”记忆的代名词。

“文革”后,“斗争”在中共官方话语中出现的频率迅速降低。事实上,从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说,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彻底破产、中国国内政治空气的松动,中共高层已经逐渐限缩甚至放弃以“斗争”来解决国内矛盾的思想(只是在特定场景下才有例外)。当然,党内“斗争”亦时而以和缓的形式出现,比如邓小平为首的开明改革派与以陈云、邓立群为首的保守派阵营间的分歧,邓小平与两位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的矛盾……

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似乎更是如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闷声发大财”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正确。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与阶层分化、固化,围绕“做蛋糕”还是“分蛋糕”以及“分蛋糕”的方式方法,中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政治派系发生激烈的争议甚至冲突。中共被迫要做出表态并进行变革,以扭转可能的社会变质。这并不容易,甚至通常会带来致命的改革风险,因此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并未采取有力的动作兑现承诺。

矛头指向哪个“敌人”

习近平从2012年上台后展示了自己的强势,他通过种种政治宣誓和深得民心的全面改革来表明自己的红色继承人底色。这需要冒相当的政治风险。他的选择是从反腐败斗争入手,改变整个党和国家机器毫无原则和底线的涣散状态。

但是,当习近平在9月3日的讲话中提醒中共政坛新星要有斗争精神和斗争能力,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锤炼斗争品格、提升斗争能力时,显然并非要对个别阶层进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人们认为,恰逢中美贸易战和香港反修例局势未明朗之时,习近平的讲话显然意有所指。这的确有一定道理,但仅仅如此理解显然过于肤浅。“凡是危害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他用这些看似明确实则含糊的排比来指涉潜在的斗争敌人。

事实上,当人们“回忆”中共斗争史时,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决定斗争性质和斗争对象这一铁律。2018年《光明日报》刊文《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过程》曾揭露,1945年前毛泽东总结道,“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而1949年后,中共先是认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是主要矛盾,而“三大改造”完成后则转而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更宣称应注意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然,这一认识并没有被坚持下来,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绑架了中国历史的走向。1978年后,中共高层恢复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认识,灾难时期得以度过。

2017年中共十九大宣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再次变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它意味着如果高层的认知不被一时一刻的风险所左右,将不存在任何重回阶级斗争的可能。

事实上,从2019年初对省部级官员警示“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风险,再到如今提示五大风险挑战,习近平显然是指面对“大气候”的变化,中共的积极应对态度,而非妥协回避。“我们共产党人的斗争,从来都是奔着矛盾问题、风险挑战去的”,习近平在此次中青班开班仪式上如此表述,显然要告诫所有官员面对内外局势变化居安思危,一定要敢于斗争到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可以确信,在今天中共语境中,“斗争”已不只是针对特定的“敌人”,其本质更加不会是对个体的肉体消灭。时代已经完全不同。

请留意第50期《多维CN》、第47期《多维TW》,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其他地区各大书报摊及便利店有售。 您亦可按此【订阅】,阅读更多深度报道。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撰写:吴欢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