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CN】“一纲多本”到“三科统编”中国统编教材的背后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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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正在推进教科书改革,中小学“三科”统编教材将全覆盖。(VCG)

当台湾《108课纲》陷入去中国化争议,当香港反修例运动暴露青年人国家认同观念混乱,中国大陆则在“紧抓中小学教育”,要求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三科”使用统编教材……

本文转自《多维CN》050期(2019年10月刊)中国栏目《“一纲多本”到“三科统编”中国统编教材的背后密码》。浏览更多文章:【多维CN/TW频道】

从2019年9月1日起,中国所有普通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语文和历史三门功课将统一使用根据2017年版课程标准编写的统编教材,此前各地使用地方版、实验版等将相应全部废止。这意味着义务教育阶段中国将近1.5亿在校中小学生将完全统一“三科”教材。与此同时,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三科的新版教材也将率先在高一启用,后续统编教材将在2022年之前完成高二、高三年级的“全覆盖”。据称高等教育阶段的教材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科的重新编写和审定也在进行中。

这一进展意味着最具意识形态性质的课程“改造”已接近一半。这一庞大工程被视为中共塑造官方价值观念和反击多元意识形态混乱局面的动作之一。起初,官方认为这是一个适应中国社会多元思潮汹涌的背景必须推行的思想“统一”行为,而近年海外台湾本土教育对中国认同的破坏,以及香港持续数月的反修例运动中所反映的殖民地教育遗毒,似乎都印证了北京这一动作的必要性。

从“一纲多本”到“三科统编”

中国中小学更换“三科”教材始于2017年。当年6月份,政府主管教育机关中国教育部下达通知要求整合当时全国“三科”教育内容,按照统一步骤率先于同年秋季开学后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一年级、初中一年级统一使用三科统编教材。次年秋季,这一计划扩充至小学二年级和初中二年级。至2019年则进一步扩充覆盖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中小学年级。

2019年5月14日,中国教育部的一份通知明确,义务教育国家课程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全部使用统编教材。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教材使用情况的检查,对未按相关规定选用、使用教材的地方和学校要严肃处理,责令纠正,并将适时对各地教材选用情况进行抽查。

同年秋季,中国教育部下达的教材使用通知还涉及高中一年级,要求开始统一使用根据2017年版课程标准编写的思想政治、语文和历史“三科”统编教材。而按照计划,考虑高考衔接,高中阶段的所有年级全覆盖时间表将定在2022年。

据官方披露,中国的“三科教材”修订始于五年前。彼时,类似于台湾地区“一纲多本”和教育部审定的模式,中国的教材使用亦以此为准,除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人教版教材外,从1987年依据国家课程标准编写的粤教版、苏教版、北京版等多版本并行使用。然而,彼时各版本差异甚距,良莠不齐,教辅读物更是弊病丛生,出现淫秽链接甚至失实错漏,思想导向性亦未必有保证。

更有甚者,彼时中国社会“大气候”也不容乐观,价值观错乱与道德滑坡并存,思想自由争鸣与高校多元撕裂冲击官方话语体系并存,时评人马立诚2011年在《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一书中便呈现了各种思想激烈碰撞与驳火的场景。这都成为当时中共高层反思教育并着手改革的“大背景”。

事实上,2012年秋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即一再表露在意识形态上的强势姿态。同前任相比,习近平更强调学校教育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主战场,尤其是高校及教材领域更是成为当时意识形态论争的焦点。

2016年10月,中国官方首次印发了一份整顿教材的文件。《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决定成立专门高级机构国家教材委员会。同年12月7日至8日,习近平与多名中共高层出席了一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提醒在场的官员和各大中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师,他说:“教材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据称,是次会议至关重要,新一轮统编教材的编写和审定被认为体现了此次会议的诸多内容。

事实上,随后到来的2017年的确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年份。第一,2017年7月,按照预定计划,指导、组织、协调教材工作,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的高级别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并运作,这是一个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挂帅的委员会,目前由排名第二的副总理孙春兰任主任,现任教育部长陈宝生、中宣部副部长王晓晖、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任副主任。第二,包括“三科”在内,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等特征的2017年版新课程标准正式取代之前的2003年课程标准,成为各中小学统编教材的依据。第三,由此,从“三科”统编教材开始,更强烈展示当下官方正统意识的统编教材陆陆续续在全国推行。外界评判,相较于之前版本,思想政治纳入更多习近平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烙印,语文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古文比重大幅增加,而在最为敏感的历史课程中新版本从结构上更突显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大一统”价值。

被低估的意识形态教育

兴师动众彻底更换新统编教材,中国官方为什么执着于此?除上述提到的现实纷乱局面外,更重要的是传统。中共是一个以信仰自我标榜的政党。在中共历史上,它一直将思想建设视为自己的生存根本,早年党内通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比如学习、整风)才完成组织“统一”,包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被奉为当时的中共党内教科书。而这也势必影响之后的执政方式。1949年后,中共也将教材编写深刻地打上早期意识形态烙印,并认为这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改造资本主义教育的必要动作。彼时的各种教材不仅“意识形态性质较强的科目”,甚至如数学这种数理科学都被打上鲜明的阶级斗争思想烙印。

另一层容易被所有人忽略的现实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文化圈(大中华文化圈)之外,世界上似乎从来没有一个地区如它那样对官方修订的教材存有如此根深蒂固的“执念”,即使西方基督教世界对思想异端同样有本能的防御措施,但也未必像东亚文化圈国家那样一以贯之,并坚信这是维系“国家统一”的象征和必要。

以中国来说,从《周礼》到《四书五经》、《十三经》,从《春秋》到《二十四史》、《实录》、《起居注》,这些经史子集之所以被官定为“教科书”,正是它们被中国庞大的中央集权赋予了政治教化和思想灌输的政治功能,被视为正统观念的强大载体,而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载体。

虽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共建立了一个与以往完全不同形态的国家,但是这一历史传统并没有被完全抛弃。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受制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毛泽东时期中国造纸业产能有限、知识分子接受改造集体编写能力有限、各地经济条件和语言文化传承各异等,中央集权下的教材“大一统”并不容易实现。于是,《人民日报》等中共喉舌实际上一度取代了教材书的功能,成为这种政治教化与思想灌输的主要方式。

在中国大陆更换“新三科”教材之时,台湾也因为《108课纲》而陷入政治操弄所引发的意识形态旋涡中。台湾《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总纲》(简称十二年国教)所确立的《108课纲》经审定通过后,9月新学期各中小学即以此为准选择教材。然而,各出版社依据《108课纲》所编写并经审定的教材被指摘问题多多,争议极大,尤其是历史教科书涉及史观建构与国家认同方面,自是体现了蓝绿围绕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尖锐矛盾。

其实,在蔡英文治下,《108课纲》本身即在贬抑高中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历史、摆脱中国传统朝代史而纳入东亚脉络,搭建“台湾近五百年脉络”的历史叙事并以灌输“台湾主权归属未定论”和“台湾本土观念”来塑造官方意识形态。

而在香港,至今仍然火药味甚浓的反修例运动已经超越了原初的抗议性质,转变为一场香港青年世代的集体政治宣泄。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反思香港回归二十二年来中小学教育的失败,中国全国港澳研究会首任会长陈佐洱则对香港去殖民地化的不彻底做出检讨,实际上都无一例外地指向香港现行教育观念,尤其是学校教材所塑造的香港年轻人的集体精神错落,比如教材内片面鼓吹陆港矛盾对立、美化香港本土自决甚至对英殖时期抱持着一种暧昧的留恋态度……这必然成为当下香港年轻一代国家认同缺失的渊薮之一。

英国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毫不客气地写道:“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用来讽刺和揭发那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如何通过教育和舆论宣传来施行洗脑政策。很多人之所以对中国统编教材心有余悸,认为这是一种变相的洗脑术,一方面源于对中共专制的既定认知,因为越专制越需要统一思想,越需要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掌控力;另一方面则是对“洗脑”本身的理解过于局限,认为只要涉嫌“洗脑”就一定要拒之门外,或者干脆除之而后快。按照这一逻辑,是不是为了避免被“洗脑”就要“放弃”教育?

不妨先抛开“专制的中共”这一主体,单单来看“洗脑”本身,其实很多东西都会有“洗脑”的效果,美国漫威电影是不是一种“洗脑”,街头轮番狂轰乱炸的广告是不是一种“洗脑”,就连火爆一时的网络歌曲人们也不吝给它安一个“洗脑神曲”的名号,但效果归效果,不管是电影、广告还是歌曲,初衷并不是为了洗脑他人,而是为了影响他人。一个真正健康和先进的社会,不是去扼杀这种每天稀疏平常的“洗脑”,而是既能建设统一思想的群体,又能给予充分独立思考的空间。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中共也需要继续头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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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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