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见证者】一个时代结束 一大批人将沦为遗老(一)

+

A

-
2019-10-08 13:17:20

作为历史学者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当被问及对于中国这70年来历史的切身感触时,他谈到了很多,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用了“遗老”两个字去形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他的心态,并且直言,“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一大批人将沦为精神和思想上的遗老”。历史研究可以为当代明鉴,回顾历史也足以为当世、当代人指明是非对错。以下为对话专访。分两期发布。此为第一期。【【中国见证者】一个时代结束 一大批人将沦为遗老(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右一)成为中共二号人物,曾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及1970年宪法草案。(VCG)

1/11

围绕着林彪九一三和坠机事件,至今仍存有大量谜团。(VCG)

2/11

文化大革命期间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林”指的是林彪,“孔”指孔子,但目的是要借题发挥,要打倒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AP)

3/11

人民公社时代,体制无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人们普遍贫穷。(VCG)

4/11

在1958年至1960年间,中共试图利用本土充裕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不切实际地增产(即“跃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Getty)

5/11

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中,还留存着当年南大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文,1978年5月11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引起真理标准大讨论。(VCG)

6/11

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1966-1976年是由工、农、兵推荐上大学)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中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VCG)

7/11

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这本书发展出了现代的经济学学科,也提供了现代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被誉为经济学之父。(Getty)

8/11

厉以宁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享有盛名,因其在80年代较早提出了对产权不清晰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大规模股份制改造的构想,而被经济学界冠以“厉股份”的绰号。(VCG)

9/11

1966年8月2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数十万红卫兵的围观下被戴 上“高帽子”,抹了“鬼脸”,惨受批斗。任仲夷只是当时大量遭到批斗的中共干部中的一例。(Getty)

10/11

1969年,被评为延安县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的北京知识青年,欢聚在宝塔山下。这是属于这一代人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图源:VCG)

11/11
上一张 下一张

多维:今年是中共建政70年。您作为历史研究者,能否从您亲身经历的视角,谈谈您感触和接触到的中国历史节点时刻?

马勇:我是1956年出生,所谓的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童年、青年夹杂着不幸与幸运。

称“不幸”的理由,是我出生没多久遇到了“三年非自然死亡”,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革,1976年毛泽东去世,我正好20岁。这段时间“反智主义”盛行,我因此也没有接触到系统的现代教育,导致我们这一代的智识先天性不足。幸运的一面,是我们这代人客观上没有经历后代,如80后、90后的学业教育压力和残酷的竞争,所以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享受到了没有压力的轻松的童年、青少年时代。

1972年时我高中毕业,由于当兵前的体检没通过,我毕业后的第一年在家干了农活,期间还当了几个月的村里的民办教师,还跟着大队宣传队做事情,当民兵副营长。第二年我再去报名当兵,这一次体检通过了,于是进入了兵营。此时中国国内政治运动正好遇到“学理论”和“批林批孔”阶段。可以说我的学术生涯应该从此契机开始算起。

因为既然是“批林批孔”,就要对那些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要知道,作为一个农村的高中生,怎么可能读过《史记》《论语》这样的著作?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特别在连队中高中生也并不常见的背景之下,我开始“被”读报纸,接受灌输式的学习,对儒家、法家、道家开始初步“囫囵吞枣”式了解。当时并未想到,我将来会走上职业研究历史的道路,因为当时我更希望成为职业军人。

然而,当时的政治变动的影响力远大于我们个人对于未来的设计。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可以说为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的去世结束了中国过去空想、浪漫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探索。而之后的华国锋时代以及邓小平时代,如今看,与毛时代渐行渐远。而对于个人以及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是迎来了一个中国当代史难得的好时期。

对于我而言,1977年从部队退伍归家,先在煤矿当了一年工人,1978年考上了中专,1979年考上了大学,学习历史。

多维:当时您已经是高中生,为何再次考了中专?当时正值恢复高考,为何没有直接考大学?

马勇:在当时刚刚恢复高考时,学历还很混乱,谁都能考中专、大学甚至研究生。例如历史学家秦晖那样的老三届一批,由于知识积累比较好,所以跳过本科直接考了研究生。当时中专还分初中生考的中专和高中生考的中专。这种混乱情况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结束。

本来中专要读两年,而我仅仅读了一年就考上了大学。1979年,我成为了大学生,安徽大学历史系,而今年也恰好是我们这一届入学40年。我选择历史专业的原因,恰恰就是因为部队期间“批林批孔”引发的困惑。于是,带着问题去读书的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进入读书状态。从先秦典籍开始,我开始了读书生涯。四年本科后,我去复旦读研究生仍然选择是历史专业,并且将研究领域限定为“中国学术文化史”,特别是秦汉史。毕业之后,就来到了中国社科院的近代所。

多维: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时代变迁,解放思想是最关键的一环。你之前曾提到,在改革开放之初,你的思维并没有立刻转过来,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当时也非常困惑。

马勇:是的。特别是在经历了中国几次的类似于“改朝换代”的变化,我非常能够认同和理解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遗老”心态,例如中国“明末清初”的遗老以及“清末民初”的遗老。

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一大批人将沦为精神和思想上的遗老。毕竟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统治路径、统治集团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社会中仍然思考着问题的民众来说,他的思想转型将非常难。

我当时就是这样。毕竟在毛泽东时代,我也是下了功夫去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当兵的目标和口号也是“听毛主席的话,读毛主席的书,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以及“学雷锋”,“做共产主义事业的螺丝钉”。可以说,当时我完全没有自主意识。

在毛泽东去世,抓住四人帮之后,我一时间并未转过弯。而我的这种状态,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那些拥有思考能力的人当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记得我们村的大队书记,当时和我聊天时说,毛泽东之后中国走的路线,就是毛泽东一直防备的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早就想到这些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我的家乡安徽当时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端,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土地立刻分到了每家每户,随之过去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架构就消失了。而当时的我,思想上对过去的体制还是恋恋不舍的。学习期间每次回家,还是特别认同集体主义,人民公社路径。这其实就是”遗老“心态。

但是1983年到上海的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之后,由于见到的世面更广,近代学术思潮、政治思潮在复旦大学校园内也非常普遍。新的知识群体,如金观涛、包遵信、王若水等人成为思想学术领域的领军者。另外,80年代初中央也在讨论历史决议,中央的这种态度导致中国从上到下,从官场、政治界到学术界,对于过去的历史和道路有着很深刻的反省。而对于个人来说,家庭收入在分田地之后也开始增加。种种因素,我的思想开始发生改变。

1983年恰逢“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但可以说,这场运动不仅没有把“污染”清除,反而让更多人意识到所谓的“污染”并非真正的污染,而是现代国家中、现代都市多样性生活钟真正应该存在的内容。如今回头看,当时的很多规定都非常搞笑,如男人不能留长头发,任何人不能穿喇叭裤等等。

邓小平当时有过非常好的时代总结,叫“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也是我当时学习的动力和目标。而我也从毛泽东时代的好孩子、好学生变成了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支持者。

多维:您当时在文革初期,没有参加红卫兵吗?红卫兵对于您的家庭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马勇:当时我在农村生活,学校中也给我们小孩红小兵,红卫兵的头衔,但我印象中看到红卫兵,是在镇上而非村子里,当时两派红卫兵正在辩论。仅仅是10岁的小孩的我,看到红卫兵的辩论,心情是亢奋的,但并不知道红卫兵们在辩论什么内容。

文革时期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公布传达,这对于我们这些读过一些书的学生和底层的干部,是相当震撼的。要知道,在此之前,毛泽东在我们心目中是伟大的舵手和领袖,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突然发生的林彪事件让我们有些错愕。《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形容为“变相劳改”,毛泽东描述为“独裁者”“秦始皇”。这种错愕给我思想造成了混乱,当时某种程度上会认为,《五七一工程纪要》说的很对,而过去中国走过的路都是错的。

其实在我当时所在的那个村子,对于外界的信息也是有途径了解的。比如在我们村子的村口有一家盐厂,它们会订阅一些报纸,如《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我喜欢看《参考消息》,有时间就会跑去翻这份报纸。于是,在农村的我们也了解到些许消息,虽然是非常初浅、皮毛和外围的消息。不过加上林彪事件的影响,我们那一代人对于来自官方的消息,如《人民日报》上的消息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可以从反方向去分析、解读。

例如印象中在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当时我接触到的一些年纪偏大的人,从“三要三不要”中解读出中央的问题,即中央有人搞分裂,搞修正主义,搞阴谋诡计。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国家有着非常深的忧虑。当然之后我当兵去了,这种思想也在军营的灌输中被洗了一遍。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撰写:元峰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