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见证者】一个时代结束 一大批人将沦为遗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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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学者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当被问及对于这70年来历史的切身感触时,他谈到了很多,而最令人深刻的是,他用了“遗老”两个字去形容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他的心态,并且直言,这种心态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当时的中国人思想转变的状态。历史研究可以为当代明鉴,回顾历史也足以为当世、当代人指明是非对错。以下为对话专访,分两期发布。此为第二期。【【中国见证者】一个时代结束 一大批人将沦为遗老(一)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成为中共二号人物,曾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及1970年宪法草案。(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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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林彪九一三和坠机事件,至今仍存有大量谜团。(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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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间掀起的“批林批孔”运动,“林”指的是林彪,“孔”指孔子,但目的是要借题发挥,要打倒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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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时代,体制无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人们普遍贫穷。(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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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8年至1960年间,中共试图利用本土充裕劳动力和蓬勃的群众热情,在工业和农业上不切实际地增产(即“跃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运动。(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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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校史博物馆中,还留存着当年南大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文,1978年5月11日发表于光明日报,引起真理标准大讨论。(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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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入学门槛(1966-1976年是由工、农、兵推荐上大学)1977年9月,中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中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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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这本书发展出了现代的经济学学科,也提供了现代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被誉为经济学之父。(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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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学界享有盛名,因其在80年代较早提出了对产权不清晰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大规模股份制改造的构想,而被经济学界冠以“厉股份”的绰号。(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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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6日,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数十万红卫兵的围观下被戴 上“高帽子”,抹了“鬼脸”,惨受批斗。任仲夷只是当时大量遭到批斗的中共干部中的一例。(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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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被评为延安县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的北京知识青年,欢聚在宝塔山下。这是属于这一代人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图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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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改革开放之后,你的思想又有怎样的一种变化?

马勇:在我看来,中国在80年代的思想状态是最理想的,在现代国家建构的探索方面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在教育层面,中国从此前提出的“向苏联学习”开始转向“向欧美学习”。这给我这一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思想的深处,我这一代人相信,中国未来应该拥有一套类似于美国式的教育、政治、社会架构,这也是国家现代化转型的需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也会发生政治和社会的变革。

不过公平的来讲,到六四前后,当时社会中并没有人真正想要颠覆党的领导,大家心中还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主导,中国会成为一盘散沙,现代化就更加无从谈起。在我印象中,老一辈的知识人对于年轻知识人的告诫都是,要学好自己的专业,要积极入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党的发展适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比如,当时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方励之,我在1986年时有过一次与他长时间讨论的机会。当时我读研究生,他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的告诫就是,不要介入街头政治,不要去游行示威,要先好好学习,成为专家,之后才会有表达的力量。同时希望我们积极入党,帮助中共成为拥有现代意识,懂得现代国家管理的政党。另外我与包遵信也有过接触,他对我也有同样类似的告诫。

六四之后世界发生了苏东剧变,这件事对于人们的震撼也是非常大的。当时知识界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如果中国一定要发生演变的话,我们不期望是苏联式的那样的动荡,而是应该把中国的社会动荡降到最低。幸运的是中国并未走向苏联之路,邓小平的南巡开启了再一次的改革开放,中共也整体上继续沿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加之香港的回归日益临近,中共和中国在90年代的这种表现也给港澳台同胞以积极形象,对中国未来走向现代化报以期望。

多维:研究生毕业之后你到了中国社科院开始了学术研究生涯。

马勇:是的。我1986年进入的社科院,1993年评上副研究员,1998年评上研究员。在方励之和包遵信的告诫之下,我并未涉深更多的社会事件,踏踏实实做学问。而在80年代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之下,我努力在学术上有所创新,批判性的接纳前辈的学术研究成果。基本上我是书斋里的学者,没有过多介入公共生活。

现在回想,我开始介入公共知识生活,已经到了2011年之后了。当时是辛亥革命100年,我当时也出版了一本关于辛亥革命的书籍--《1911年中国大革命》,在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被更多的平台邀请参与讨论和讲座,同时借着博客、微博和自媒体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舆论上的相对宽松,我开始介入公共事务的发声。

当然,这也离不开我内心深处作为知识人发声的意愿。毕竟中国的知识人,都有些许传统士大夫的情节。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本身也拥有着包罗万象的知识结构,这与英美学者更强调领域专业化不同。另外在我看来,中国的人文学者如果没有一丝社会情怀的话,也很难做好人文学术研究。因为一切人文学术题目的选择,都与研究者主观生命感受有关。例如历史学者为何选择“太平天国”为研究对象?大概就是因为中国的农民问题以及暴力革命问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在80年代为何选择中西文化作为研究切入点?也是因为想要探究清楚中西文化存在着怎样的冲突,认识到在未来中西文化的不适应和不协调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多维:在这方面,你做过哪些具体的课题?

马勇:在90年代初,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后,中国高层认为这个话题值得研究,希望为中国未来文明的选择中提供知识储备。在中国社科院汝信先生的带领下,我们上马了这个重点课题项目,去重点探讨中国文明与域外文明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最终的研究成果为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世界文明通论》。

多维: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成为话题。特别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其实禁区是比较多的,争议和话题也不断出现。从你的亲身经历以及学术生涯视角,如何看历史虚无主义?

马勇:历史学需要不断推陈出新,一方面是引用历史材料的新,一方面是视角的新。在90年代,由于李泽厚“告别革命论”引发的一些争论,近代史领域开始遇到了困难。新世纪后这样的问题也存在,例如,在非典时期播出和引发争议的电视剧《走向共和》。可能在一些历史学者眼中,认为剧中的历史描述“太过了”,但事实上剧中的描述也仅仅是接近历史,还远远不够,一些人物与史料中的内容仍然有很大出入。

其实,历史本身不是是否虚无主义的问题。历史追求的是一种真实。当然谁也无法说自己讲的历史就是真相,因为历史是已经消失的过去,每个人对历史的重构都带有某种主观色彩,无法如操作化学、物理实验那样对历史事件进行重复试验。因此,给任何人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是不合适的,而且是极具文革遗风的做法。我认为这种学风非常不好。在探讨中,我们更应该去看,某一种说法是否言之有据,言之成理。如果有,那么我们就承认,认为它是历史的一种新的说法。而提供说法不就是历史学应该去做的吗?

对于扣帽子的这种做法我也并不太愿意去反批评。我相信冯友兰的一种判断,即批评者一定没有被批评者研究问题更为透彻。我认为这也应该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正常立场。总之,在知识的进步当中,不必要计较这些批判,而是要放在更大历史脉络当中,在学术史的长河当中,去看能否为人类知识的增长提供帮助和贡献。这才是知识人应该去追求的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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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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