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局”香港 林郑还有多少后盾

+

A

-

如果香港混乱的社会秩序无限期持续下去,香港特区政府究竟还有多少政策工具可以拿出手,以平息事态?

10月8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再次举行记者会,回应禁蒙面规例实施以来所遭遇的挑战,否认规例无效,“我希望大家明白凡是新的法例和政策,需要一段时间才看到成效,不能说这几天看不到成效,所以这条法例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同时,在此次记者会上,林郑未明确后续措施,只是警告在必要的情况下才会求助北京,暗示目前尚未到最后关头,香港政府仍然有其他选择。

但是,自6月初街头示威出现暴力化倾向以来,反修例本身的抗议强度以及实际影响大有超过以往回归后历次政治运动之势。面对如此严峻局面,林郑团队及香港警队付出诸多努力,林郑本人更一再声泪俱下“感化”示威者,但似乎收效甚微。林郑团队执政权威受到严峻挑战。

直到10月5日零时,特区政府行政会议援引《紧急情况规例条例》通过《禁止蒙面规例》吓阻暴力活动蔓延,但是当天即引起反弹。示威者拒绝遵守蒙面禁令,甚至制造更严重的街头暴力活动,纵火、破坏、围殴,社会秩序大乱,公共交通几乎全面瘫痪,至今港铁无恢复运营时间表。示威者无视禁令,尽管被捕送审,但是在外界看来这进一步挑战了香港当局,进一步动摇了人们的信心。

也正是基于此,林郑才在10月8日出现在公开场合澄清蒙面禁令无效的记者会上。然而,香港的法治秩序是否足以成为捍卫香港的最后一道防线。

从今天的角度看,禁令后依然“蒙面”的示威者如果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治,那么将是对禁令司法效力的挑战,也将是香港法治精神的倒退,也意味着林郑团队可能失去最有力的后盾。

当然,林郑更应该预见到这次禁令出台的后果,并应有预案应对禁令可能遭遇冲击的可能。根据香港警方10月8日记者会公布的最新数据,《禁止蒙面规例》实施后,警方共拘捕77人,年龄介乎12至41岁,其中74人涉嫌非法集结使用蒙面物品,另外3人在警方截查时拒绝除去蒙面物品,涉嫌没有依从要求除去蒙面物品被拘捕。不过,这才是司法程序的开始,后续77人会否循黄之锋等人保释前例,甚至“法不责众”、不了了之,外界将拭目以待。早在9月份黄之锋等激进参与者被“两抓两放”,已经对香港当局的“守夜人”提示了风险。

事实上,这凸显了当下香港政府的两难处境。经历过多年的街头暴力,香港固有的“小政府、大市场”日益暴露其固有的缺陷。

诚然,在过去的25年之间内,香港蝉联全球经济自由度第一名,这的确成就了它独一无二的国际贸易自由港。但是,“小政府”建基于196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腾飞之时,而今非昔比。彼时,香港殖民当局奉行放任的资本主义,给予私人资本充分的发展空间。1980年,时任香港前财政司夏鼎基(Sir Charles Philip Haddon-Cave)将适应“小政府、大市场”的这一经济政策概括为积极不干预主义(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其实,介于强势政府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小政府主义历来受到争议,从现实实践看本来就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香港来说,香港殖民当局也并未严格遵守这一教条,1997年成立的香港特区政府也在公开否定积极不干预主义。实际上,夏鼎基也的确从未封死政府干预的可能,而是从自由资本主义的逻辑出发,力图将政府角色限定在必要发挥作用的范围内,而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1980年12月,夏鼎基解释说,“但当我提到政府的经济政策时,我是用‘积极’来形容‘不干预’的。这其实是指:当政府遇到要求作出干预的建议时,不会纯粹因为其性质而惯性认为建议不正确。刚好相反。一般而言,政府会因应当前和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形势,权衡轻重,仔细考虑支持和反对采取干预行动的理据——在经济的任何环节以及在需求或供应方面。然后,政府才作出积极的决定,研判利害所在。”

事实上,1997年以来,历届香港特区政府都在放弃积极不干预主义的同时寻求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有所作为,但问题是,鉴于历史形成的原因,过渡时期的港英政府以及1997年后的特区政府越来越多地受到立法机构的权力制衡,行政主导制的政治模式其实已经大打折扣,所以当立法机构建制派和泛民阵营急剧撕裂,“小政府”更难以在具体施政上有所作为,在涉及香港积弊和前途的关键问题上更是难以动弹。比如,对香港地产业有莫大影响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在董建华时期既有规划,曾荫权时期一度恢复停止的规划,梁振英、林郑等亦有缩短公屋轮候、填海造屋计划,但是每每遭遇不同利益体游说杯葛。其实早在2011年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南下香港时即曾警告特区政府必须正视这一隐患问题,但是这仍然未能奏效。

归根结底,特区政府尽管拥有适应“小政府、大市场”的专业化、高效化公务员团队,但是在如何破解固有思维定式,真正担负起应有政治责任一事上还需要有魄力的政务官团队即特区政府主要责任官员在既有框架之外寻找解决一系列根源性痼疾的途径。这也正是“一国两制”需要完善和突破的地方。

其实,尽管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提供的2019年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香港依然名列第一且得分与2018年持平,但是在各项得分中如司法效力、政府公信力等方面均不敌排名第二的新加坡,而在财政健康状况夺得满分,大幅优于新加坡。

「版权声明:本文版权归多维新闻网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撰写:吴欢

评论

【声明】评论应与内容相关,如含有侮辱、淫秽等词语的字句,将不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