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四中】撑第五个现代化 中共暗通传统寻医问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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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即,今次会议的一个重点议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6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当时多维新闻发布《社论:期盼中国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有一个将对“未来中国会产生深远意义的重要提法”,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认为,相较于在毛泽东时代提出、经邓小平时代背书确认和发展的“四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全可以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实力、物质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从‘道’的层面去讲述中国下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 翌年7月20日至23日,多维新闻再度重点聚焦于“第五个现代化”议题,刊发了系列文章,引来各方的广泛关注和转载。其中,中国国内以《外媒:习近平为何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形式,在各大主流网站摘录发布。

果然,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五个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教育、法治、军队、制度建设等多个领域得到体现,特别是在法治领域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出台和完善了一系列法律,进行了司法体制现代化改革。但相对于人民的期望和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来说,当下中国仍有诸多不足,距离“第五个现代化”的目标依旧任重而道远。这也是为何时隔6年后,中共最高决策层再度聚焦“第五个现代化”。

为了引发更多思考,希望中国早日实现“第五个现代化”,我们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将5年前的原文呈现,以飨读者,以下为原载于2014年6月18日的《撑第五个现代化 中共暗通传统寻医问药》。

2014年9月份,习近平出席孔子诞辰2565年纪念大会并发表了长篇讲话,再次确认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纳入“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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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山东曲阜孔子故里举行祭孔大典,各种活跃的社会思潮借助官方的加持涌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各种形式的复苏。(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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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国“五四”青年节当天,习近平现身北大造访当时正在编撰《儒藏》的汤一介。(@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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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注:指2013年)习近平“登位”后,英国主流杂志《经济学人》即于5月初封面刊登其龙袍装束,明喻其大权在握、皇权威严。诚然,自习近平执掌政柄至今,为扭转中国“巨轮”航向,一路强权势猛,大动作不断。而身为中共高层的一份子,李克强上任至今亦八次召集各省诸侯聚首研议地方经济形势,颇易令人产生中国传统地方大员进京汇奏的联想。但事实似乎又绝非如此简单。

而今,中共政治体制的弊端早已人所共知,改革更是步履维艰。早前,或许有感于苏联僵化的政治体制的危机,习近平提出“第五个现代化”欲重构国家治理体系。因此,前述所谓封建集权的动作形式有相近,实质大有参差。而进一步,正如时人所言,中国当下之社会矛盾实质首先在于中共,于是中共决意反击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系,欲与之一争高下,为此又只能在中国数千年政治文明积淀中寻求给养。而事实上,中国的政治传统虽然经由辛亥革命以及中共建政阉割切断,但数千年中国历朝历代不但形成独有的政治伦理,而且建树完备和高度的政治制度文明,至今遗音犹在。当今中共号召民族复兴,抛弃历史虚无主义、“存亡继绝”,刷新政治,传统政治尤其应有其地位。

习近平调动传统文化复兴

姑且勿论李克强八会诸侯究竟有几分封建“朝会”的神似,单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制度困境便足以迫使中共改弦易辙。数十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在经济上取得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几成公论。这也正是当下中国官民对立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

建政之初,中共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上斟酌损益,奠定当下的体制格局。尽管此后历经60多年曲折几经“拨乱反正”,但基本格局至今未动。上世纪80年代,“奇数年反右,偶数年反左”暴露了当时国家政治改革话语权争夺的激烈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的根深蒂固。

政治僵化、官僚作风始终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危机,中共领导人曾在多种场合警示人们汲取苏联亡国亡党的教训。而与此同时,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武器的意识形态渗透,试图彻底摧毁中共一党执政的“幽灵”始终在其头顶盘桓。此外,自习近平上位力推“三个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至今,中共先后掀起反击宪政梦、普世价值以及资本主义民主体制的三轮大规模论战,尽管鹿死谁手尚无定论,但却反映了中共的理论软肋。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共在传统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僵化体制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体制两种模式的“夹缝”中可以腾挪转移的空间日益逼仄。因此,它迫切需要进行突围,寻找到一种出路,巩固其执政根基。

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在自己的《国史大纲》中曾说过,“国家本为精神之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遇迷茫与惶惑之时,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而此论映射至国家政制层面亦属确当,中共虽然脱胎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根植中国数千年故土反求诸己的自觉与觉悟应该是必然的。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力推传统文化并将其作为“三个自信”理论支撑的个人理想逐渐清晰。2013年8月19日,中共一次至关重要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各级宣传部门“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有着深厚历史渊源”,“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积淀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而习近平本人平时的引经据典,参观孔府展露对《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的喜好,拜访北大国学大师汤一介等等,更显现其对传统文化的看重。今年5月份,北大燕京学堂推出了庞大的中国学硕士班招生计划,预料明年秋开始入学,这被视为习近平个人意志的体现。有分析甚至径直将习近平称为“红色新儒家”。

而习近平在推行传统文化上的不遗余力,显然有意吸收中国古代政治智慧和典章制度,传统正成为中共反击西方普世价值、奠定根基的最可靠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共在去年召集的重量级会议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抛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所谓的“第五个现代化”,意图为重新厘定当下中共的统治策略以稳固统治,其中的逻辑关系已判然分明。

融汇传统与现实政治 中共政治制度模式新思路

在习近平向传统“招手”之前,其实经历“文革”破四旧等历次政治风潮的打击,传统儒家思想劫后余生反有复苏态势,致力于打通中共现实政治与中国数千年政治传统的新儒家异军突起。他们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的独立价值,在左右派对峙的光谱与坐标中占有一席之地。

其中的代表人物、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姚中秋在2013年出版的《国史纲目》中,意图将儒家传统的统治思想融入中共现代政治模式中,并厘定其中的逻辑关系,在自由主义思想盛行的背景下为中共统治另辟蹊径,接续“道统”开拓“治术”。而中共喉舌近期在反击西方民主体制、梳理中共政治模式的同时,也刊发了积极探讨类似问题的言论。比如,《人民日报》海外版6月12日刊发国立新加坡大学教授郑永年的《开放、竞争和参与:实践逻辑中的中国政治模式》一文,立意证明中共绝不可以等闲西方政党概念看待,中共既不同于列宁主义政党,更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政党。“中国的政党和西方政党所包含和传达的文化含义非常不同。中国近代政党概念来自西方。但是到了中国,这个概念就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并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多党竞争在中国缺乏足够的文化土壤。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具有相似之处,但现代党权具备传统皇权所没有的特点,那就是,现代党权具备开放性。”

事实上,中国历朝历代不但形成了独有的政治伦理,而且建树完备和高度的政治制度文明。上述《国史纲目》序言称,“立国之道,在乎两端,一为政统之确立,一为治道之完善,两者交相为用,一体两面”即指此二者。而具体到中共,则体现为执政合法性原则以及执政制度完善。

前者为“道”,有助于回答中共如何自证政权合法性问题及若干“治道”原则问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曾以此树立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传统儒家“民本思想”,此后“得民心者得天下”则可看作最朴素的群众观的概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的规劝,历朝历代的官逼民反从来都不曾只是一句戏言。所以,对待民间,统治者即便再桀骜不驯地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多被灌输“敬天保民”甚至以民为“天”的传统政治观。当下,中共之所以得天下,又政治合法性如何衰落,不全赖于一个“民”字么?所以,“民为邦本,民固邦宁”,习近平去年一旦确立党政军地位,便马不停蹄地发起一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纵然形式上有毛氏遗风,但背后深意恐怕明眼人皆可洞察。

而以此政治伦理为原点,中国传统儒家形成对统治者“内圣外王”的角色要求。君王既是权威的化身,也具有教化万民的道德优势。具体而言,在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大一统格局后,历代统治者皆陈陈相因,将化育万民收拾民心作为要务。而实际上,中共建政至今历经四代领导人,思想控制力逐渐弱化,加之现实纷繁造成当下社会思想多元、左右纷争扰攘不断的局面,中共正式抛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内在逻辑显而易见。

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绝非儒家之天下,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酝酿了后世取之不竭的政治思想资源——法家代表韩非子宣扬治国理政当兼收“法”、“术”、“势”之长,其中非常时期动用非常权力,对中共当下集权力推改革破局显然有所启迪;而国际时局纷纷扰扰,中美博弈亚太更被视为春秋战国合纵连横的又一次演练,多维新闻在之前引述观察人士判读,认为无论是美国背后暗挺日本、菲律宾、越南,还是中国联手俄罗斯、实际推动南海控制权,事实上都不过是重复当年纵横家的手段,中共应有更游刃有余的掌控力。

而后者则为“器”。在若干制度设计上,中国数千年“治道之演进”留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撮要言之:其一,权力制衡,监察体制的完备。姑且勿论“三代”,秦始皇建立中国历史上首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之时,便明定“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军事大权,经隋唐演变为三省六部,中经各朝代斟酌损益,唯有相权因为对君权构成威胁被不断析分,以至于清代彻底废止,形成了较为稳固的分权制衡态势。

其中,中国历史上的监察体系之完备更属罕见。中国古代拥有完备的巡视制度,包括帝王亲自巡行或遣使巡视地方,中央监察机构如御史台、司隶台等下派刺史、巡按等探知地方官员行迹,防止地方官贪污腐败、结党营私。而掌管纠劾百官大权的监察系统官员也往往手握“尚方宝剑”,享有“以下干上”、密奏直达天听等种种特权。目前,王岐山领衔的中纪委正在中共当下政治体制中不断强化监察体系的作用,其中若干细节显然得益于中国传统政治监察思路,诸如大规模扩充巡视力量、强化纪委系统的独立性等。

其二,选贤与能,科举制度一脉相承。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起初为察举制,盛行于两汉至南北朝,士族走向没落、庶族崛起时的隋唐科举制取而代之,此后明经、武举开科,糊名法等形制演进,大大便利封建社会统治基础的拓展。科举制后期虽然逐渐沦为专制君主牢笼天下、禁锢思想的工具,但仍然成为选拔人才最为有效的形式,为建成世界上最为庞大的文官体制立下功绩。20世纪初,科举制在清王朝灰飞烟灭前寿终正寝,但考核制度如今在各国各领域蔓延,现代社会公务员的选拔制度即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与之配合,中国传统还辅以铨叙、考功等程序,确保了“贤人政治”的典范。而今,习近平在秉政两年多以来也逐渐透露自己的用人思路,德才并举,尤其是以德为先,不得不说与中国数千年“以吏为师”强调官员的道德优势有关。

其三,中共数十年执政,期间制度建设也几经斟酌损益。除去上述荦荦大端外,个中细节也不排除得益于中国历史传统经验。譬如,“一国两制”被视为中共已故领导人用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此后拓展至香港、澳门问题)的创见。然而事实上,辽代可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实行“一国两制”的标杆。彼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吞并渤海国建东丹国,仍袭用农耕社会制度,此后“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遂成惯例。再比如新疆建设兵团,至今仍为习近平倚重,认为“屯田兴则西域盛,屯田废则西域乱”,的确直接因袭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固守边陲、征调军民戍边的历史传统。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三国曹魏政权采纳枣祗等人的计策,发动军民耕种国有土地迅速稳定战乱,扩充实力,为司马氏统一全国奠定根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要而言之,中国数千年文明积淀,其中的政治传统绝非一文不值。中共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奉为不变信仰,但究其根本始终要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不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中国传统文化早经数代人批判反思,中共欲跳脱自身所面临的危机,虽身处“聚宝盆”中也需要仔细检量,扬长避短,融会贯通,方才有汲取传统政治文明有益成分、开拓别样洞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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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穆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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