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观察】被钦定的光环与重任 中国金融副省长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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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中全会召开前夕,人事议题意外成为舆论锁定的首个热点,在外界猜测这轮正省部级人事调动为何会抢先在四中之前之时,过去的一个月,副省部级层面已经呈现集体调整的热潮。尤其是金融副省长这一群体的再次涌现,使之成为中共政坛现在最炙手可热的明星群体。不过,这一群体会持续壮大吗?中共密集布局金融副省长的思路是什么?他们的仕途会延续如今的热度吗?尤其是日前广东副省长欧阳卫民再次“回炉”金融系统的这一安排,让外界对这一群体的政治轨迹又有了新的认知。

2017年7月14日至15日的中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习近平少有的对中国金融人事的任用做了明确的指示。(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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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副省长涌现的背景就是中国金融改革的过渡环境与外部压力。(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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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副省长郭宁宁,2018年11月从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调任福建,她的履历代表了金融副省长年轻化、高学历、专业化的群体特质。(福建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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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曾在金融系统与地方政坛间两进两出。(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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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副省长”群体占领中共政坛

关于中共政坛“金融副省长”这一人事现象,多维新闻一直持续关注,从2018年“金融副省长”作为一种现象级的人事调整出现,到今年10月中旬,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蔡东转任吉林副省长这一最新案例,当前“金融副省长”已覆盖中国近半省份,布局速度不可谓不快。

关于这一群体的描述,高学历、年轻化,成为外界关注的一大特征,根据统计,当前的15位金融副省长中,有14位是硕士及博士学位,中共政坛的70后副部,有三分之一集中在金融副省长这一群体,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中共政坛新生力量的崛起。当然,外界对这一群体的关注不仅是他们良好的综合素质与新鲜的政治面孔,还好奇这一群体异军突起背后的逻辑。

从当前15省金融副省长的履新时间来看,江苏副省长王江的赴任可算作一个时间节点,王江之前也有此类人事现象,但由于调动不够密集尚未引起外界关注,王江之后,这种现象异常明显。据统计,现任15位金融副省长中,有13位是在2017年的中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调任的,占比接近九成,其中仅2018年1月就诞生3位“金融副省长”,2019年9月5位金融副省长到任。

王江到任江苏副省长的背景是,2017年7月中国全国金融会议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那次会议上指示:要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这是习近平对中国金融领域人事的明确指示,尽管他一直十分重视中共官员的选拔,曾多强调官员的政治素养、基层经验等适应整个官僚体系的用人标准,但像金融这样具体到某一领域的选人用人指示还比较少见。更为特殊的是,在今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他再次强调“要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作风优良、精通金融工作的干部队伍。”

中共一号人物的指示自然是金融副省长这一群体迅速攻占中共政坛最直接的政治动员,但习对金融领域的人事选拔如此再三强调,也侧面说明了这一人事布局的分量。

“金融副省长”的使命

中共的人事任用从来都是严密且有计划性的,尤其是这种现象级的人事调整。王江履新时机的特殊之处在于前述的中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个会议是1997年中国为制定及改革金融发展而每5年召开一次的金融大会,到2017年,随着中国前些年楼市高企,互联网金融暴露出严重的风险问题,地方政府性“隐性债务”快速上升, 当年的会议上,中国金融领域的宏观政策已经被锁定在“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会议还要求地方政府强化属地风险处置责任,且为了更主动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此次会议还设立了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不过该委员会随后经历2018年中国党政机构改革及人员换届,到2018年7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接棒该委员会主任一职,率领新一届成员召开会议,那次会议审议了金融委办公室提出的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据报道,这个方案的重要任务包括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和重点领域信用风险、有序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依法处置高风险机构、清理整顿金融秩序等。

由此看来,金融系统人士转入地方政坛是早在2017年就在中共高层设计的一项人事计划。根据这一部署,金融副省长将利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及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在中国地方政坛整顿金融秩序。金融专业毕业、金融系统历练多年,在转入地方政坛后,他们更能得心应手的处理地方金融工作中的挑战。例如今年9月刚从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转任贵州副省长的谭炯曾在贵州的一个金融会议上称“坦诚讲,我能够非常切实地了解金融运行的本质、目标、规定,也切实地了解和在座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到地方工作以后,虽然时间短,但是也非常深入、具体地了解到政府的使命和责任。”此外,他们身上“携带”的金融资源还可以在帮助地方融资、发展经济等方面提供便利。

专业、高效,金融副省长所带有的特质正符合当前中共破解金融风险、整顿金融秩序急迫性的要求。如今,中国金融领域的改革压力俱增,除了内部因素,美国对华发动的贸易战应对稍有不慎,金融这个“软肋”便极容易被美国抓住,且届时带来的破坏性远比贸易领域的碰撞与科技领域的局部制裁来得要猛烈。

金融副省长这一瞩目光环之下,责任更沉重。

“金融副省长”的政治前景

作为中共阶段性政策调整而安排的人事计划,金融副省长的涌现虽然较为夺目,但他们的政治前景如何还难以预料。专业领域的大放异彩,特殊背景之下“拆弹专家”的角色扮演固然为仕途添色,但他们几无从政经验,也就为以后的政治轨迹留下一个问号。

近两年出现的金融副省长并不是中共政坛开创性的人事安排。早一批的金融副省长已经为这一群体的未来发展做出了示范。从最近一例金融副省长欧阳卫民的去向来看,这一群体大致就是重回金融体系或多止步于副部级。

2018年1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司长的欧阳卫民出任广东副省长,日前,他结束金融副省长不足2年的仕途,再次转回金融系统,不过此次转任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党委副书记。而2016年曾在中国证监会任职多年的童道驰到任湖北副省长,随着海南自贸区的建立对人员的调配,童道驰在2018年10月南下出任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刘桂平也是在任重庆副市长3年后又于今年3月重回金融,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现任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曾在金融系统与地方政坛之间两进两出。

金融部门官员上位不易确实是当下中共政坛的写照,从当前舆论关注的中共中央委员的人事名单来看,当前204位中央委员(其中毕井泉、刘士余的中央委员资格存废待此次四中追认)涵盖地方大员,中央部委官员,军队人事乃至宣传文艺领域,却没有一位金融系统官员在列。

尽管金融官员前景有限,但也有例外。现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有30年的金融从业经验,2014年方从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转任吉林省委副书记,2016年异地升迁湖北省委书记,成为主政一方的大员,也因此,在十几个省份纷纷布局金融副省长之际,舆论指出这就是“湖北不需要金融副省长”的原因。对于新一批布局的金融副省长来说,他们有着不错的年龄优势,还有足够的时间积累政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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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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