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中的新蓝图 中共四中公报呼应十八届三中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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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近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三中全会多次实现巨大改革突破,而紧随其后的四中全会则更多以议题的精准定位就中共和国家面临的问题对症下药,中国的命运因此也往往和四中闭幕后公布的相关“决定”紧密相连。比如,彪炳中共史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不到10个月(1979年10月),四中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保障中国农民经营自主权,发挥生产积极性。6年之后的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确定了进一步实现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新老交替的原则,加快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年轻化的进程……

中共四中全会的公告内容往往要耗时一年半载,过程极其复杂,中国的命运也往往和这份文件紧密相连。(新华社)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6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6年之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研究这个总目标的若干重大问题列入主要议程。

所以,当北京时间10月31日,为期4天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闭幕并发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如何从这篇充满“新时代社会主义蓝图”意味的公报中,理解它之于中共乃至中国的意义,是当下解读中国政治的应有之举。

风险意识与制度自信

公报在程序化的表述“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之后,第一句话就是全会“一致认为,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这种罕见的坦率表述,呼应了中共高层之前在多个场合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

无论是9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秋季学期中青年干部开训班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出的“伟大斗争”号召,还是他年初在中央党校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警告8千万中共党员的七大风险,抑或2018年1月在类似的场合,借用红楼梦中贾探春在抄检大观园时说的“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来警告有着8,900多万名党员的中共,“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习近平的斗争思维,是对中国目前所处内外局势以及各种困境的一种自我警醒和预控。

2019年10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羊坊店路1号,一座苏式建筑的周边戒备森严,这里是被称为中国“会场之冠”的京西宾馆,当天,为期四天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此开幕。(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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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西宾馆是一座隶属军方的正师级宾馆,到现在为止“从未发生一起泄密事件”,也一直因为其“内部性”而抱有独特的神秘感,成为中共人大预备会、人大政协会、历届重大党代会的首选举办地。(搜狗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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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代会、中国两会虽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但外表低调、氛围神秘的京西宾馆,才是真正做出幕后决策的地方。(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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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2日,京西宾馆的服务员正在等候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入驻。(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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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日,代表团在北京驻地京西宾馆安标严密。(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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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种警醒和预控的同时,习近平亦在向整体中共官员队伍强调制度自信。一个月前的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学习会上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员干部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引领全社会增强制度意识,真正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本次四中公报则第一次系统梳理总结了中国国家制度和中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13个制度优势。并再次提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当然,对于一向有“一张蓝图绘到底”执政特征的本届中共领导班子来说,这种本就是要体现 “提纲挈领”“顶层设计”特征的中全会公告,预料之中地画出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下一步的目标(或者说蓝图)。本次的公告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中共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社会主义与“第五个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多维新闻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这个说法在6年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就被多维新闻提出,后被主流媒体以及学术机构广泛使用。“第五个现代化”本应该是外界观察和解读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维度,但过去6年以来,外界对“第五个现代化”的研究相对有限。中国境外舆论每每谈到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变化,总是在权斗思维的惯性之下,更多去关注中央集权、中共“党的领导”尤其是最高决策层的权力强化,聚焦习近平“定于一尊”、修宪的个人目的等,未能用现代化的思维去透视中共 “第五个现代化”脉络,进而理解其之于中国长治久安和崛起复兴的重大意义。

回归概念本身,“第五个现代化”主要包括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维度。前者主要指赖以完成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设计,要解决的是制度问题,核心在于建立一套公共领域的理性秩序。后者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要解决的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问题。

多维新闻为什么要将之称为“第五个现代化”?因为中国已有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等“四个现代化”的存在。“四个现代化”是在毛泽东时代提出,属于物质文明的范畴,体现生产力的属性。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一个被贫穷落后折磨了一百多年、物质生活极度匮乏却深陷“革命斗争”的国家,“四个现代化”不仅寄托了人民大众对美好物质生活的向往,也反映了中共这个理想主义政党对国家富强的急切渴望。

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这个封建的东方帝国开始走向崩塌,传统儒家教育出来的政治精英开始主动去反思如何“制夷”、“自强”,如何让中国从古老走进“现代”、怎么让中国“通过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这个议题,是这两百年来中国历史风云激荡的核心问题。中共从1921年至今98年的政治实践中给出的答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让中国完成了民族解放,经济发展,也能够完成现代性。中共建政后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曾经激励了几代中国人的人心,也体现了中共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认识。

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的时代命题就提出来了。苏联通过集权体制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想通过“三面红旗”实现社会主义,邓小平给社会主义注入资本主义基因,他们有的失败了,有的开始走入歧途,而习近平的历史使命就是“正本清源”。这种“正本清源”绝不是如西方舆论与中国自由派所认为的“中国将重回文革,重回极权”。而是多维新闻多次提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重要补充,帮助中国人把对现代化的认识从器物层面延伸到形神具备的“道”的层面。 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曾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而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追求的正是制度和人相互适应、相互促进的理想效果。

所以,“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时代中国极具意义的政治方案和目标,是决定中国能否持续良性发展的关键。

【附录】多维对“第五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系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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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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