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四中】进击的“中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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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31 23:28:35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是习近平时代对于何为“中国之治”系统性阐释。(新华社)

为期四天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结束,过去四天时间,中共高层闭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顶层设计,商讨“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宏大议题,并形成了最终决议,四中全会的公报已经发布,相关“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料将在一周内对外公布。此举意味着,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前提,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遵循,中共将全方位开拓“中国之治”。

在四中全会召开当天,中国官方媒体对此进行了吹风——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等多家官方媒体,在头版刊登新华社的文章《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将中共四中全会进行的制度性顶层设计称为“中国之治”。《人民日报》(海外版)10月31日的文章称,中国之治,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

四中全会顶层设计“中国之治”

多维新闻在此前文章中《【解读四中】决战意识形态 中共四中全会的另一重要义》就曾指出,中国经过70年的创造性探索所造就的一整套新体制,让社会主义中国的“独树一帜”的崛起,为世界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既包括发展模式,更包括道路、理论、制度。这就是“中国之治”。

重要的是,中国并没有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这无疑是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主导的文明的一种挑战。部分发展中国家,比如东非有“小中国”之称的埃塞俄比亚,就抛弃了西方世界的理论,师法中国模式来主导自己国家的命运和发展。这就是“中国之治”外溢效应。

对于“中国之治”,《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这样形容:它不是凭空照搬的“飞来峰”,不是简单延续中国历史传统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立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本根,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经验,是先进国家治理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

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如果说,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打开了中国通向现代文明的大门,那么,今天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习近平时代修通中国通向中华现代文明的高速公路的奠基之举。

从中国官方公布的公报来看,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制度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和梳理,以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说是习近平时代对“中国之治”的全面概括和系统性阐释。至于对未来的擘画,还需要看最终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极具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献,这份极具现实指导意义的行动指南(新华社语)。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成为习近平时代中国政治新的起点。(Reuters)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这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阐述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时引用的话,语出《资治通鉴·汉纪十》,其意为:治理国家,使人民安然有序,就要健全端正各项制度。本次中共四中全会,可以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第五个现代化”一次全方位开拓,这是四中全会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不止一次对外说明,中国的崛起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是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表述。

“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

2016年,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研究员、圣保罗热图力奥·瓦加斯基金会(FGV)的国际关系专家奥利弗·施廷克尔(Oliver Stuenkel)的英文作品《Post Western World 》,2017年中共十九大期间在中国出版时,被翻译为《中国之治终结西方时代》。该书提出了这样一个判断。

世界多极化走到2017年,新势力已全面崛起,其中的核心是中国复兴。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的辉煌成就对全球秩序产生了广泛和系统影响,中国方案也让世界更多倾听到东方的声音,中国已成为能够挑战西方领导秩序的国家。后西方时代真正到来。

该书不乏对“中国之治”的赞誉: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抛开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将西方“民主法治”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临时畸变,将东方崛起视为回归常态,规避简单化的极端,面对现有秩序或者建立“平行秩序”,补充了世界上的国际机构,增加了新兴国家的自主性。中国之治最为耀眼,它既开启了盛世中国之路,又重塑了全球秩序,正引导并带领着全球治理的新航向。

奥利弗·施廷克尔在书中认为,中国的崛起,使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受到挑战,全球力量平衡正在发生转变。而世界多极化走到今天,新势力全面崛起,其中的核心是中国复兴。中国也已成为唯一一个能够挑战西方领导秩序的国家,中国之治的巨大成功,标志着后西方时代真正到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之治终结了西方时代。

显然,现在讲“中国之治”终结了西方时代,可能还为时尚早。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官方宣传的基调。习近平曾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表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国家政治制度和国情的千差万别,决定了世界上各个政党的类型模式、活动方式、运行机制、地位作用各不相同。这是世界政党政治的客观规律,这种客观规定性决定了政党制度具有不可复制性,因此党际之间应是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关系,不能简单模仿和复制。

他还曾多次公开表态,“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企图建立单一文明的一统天下,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其背后的含义,不仅是对西方国家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强硬嫁接给不同文化、宗教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反击,也是表明中国并不想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一统天下”。当然,不主动对外输出中国模式,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就不会挑战西方体系。

不能忽视的薄弱底层

四中全会召开期间,一部反映中国社会最底层民众生活的纪录片《差馆》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让很多人警醒:在大国崛起的宏伟叙事背后,还有不能忽视的薄弱底层的存在。大陆导演周浩2010年左右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用镜头记录了中国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大都市——广州的火车站里的派出所中发生的故事。

今天中国虽然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仍然有大量贫穷落后地区。(VCG)

纵观整个片子,《差馆》里记录的大都是底层老百姓和边缘人物,他们有的是没钱吃饭的,有的是工资被拖欠的,有被骗的被偷的,有没钱回家的,有被人打的,有带孩子偷东西的,有神神叨叨的,还有各种小贩等等。“(那里)每天都有络绎不绝来求助的人,每一个人的问题都很具体,很多在我们看起来都是很小的事,对他们而言,可能就是要命的大事。”片中几乎每个人,都在为生活乃至生存苦苦挣扎。这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社会薄弱底层所处的现实。

中国在过去40年间经济高速发展,让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成都、苏州这样的大城市都已闻名世界,与发达经济体相比,都毫不逊色。中国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出现根本性改善,大约8亿人实现脱贫。但正如多维新闻在《从电影 <差馆> 看复杂中国令人唏嘘的一面 》所指出的,《差馆》揭示出,在这个不断发展、日益崛起的大国身后,还有许多人活得艰难而卑微。暂且不论北上广深之外,尚有大量贫穷落后地区,单是本身就属于少数的北上广深,同样有许多人活在底层,就像《差馆》里的人那样,备尝人生的艰辛。

客观地讲,今天崛起的中国,并没有达到“强壮”的级别。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庞大的待脱贫人口、底层民众的生存挣扎、城乡二元社会撕裂、悬殊的贫富差距、阶层的固化……都是中国这个国家最真实的现实。中国社会底层庞大的群体,并未充分获得,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他们之中很多人——在绝对贫困线下挣扎的群体,考虑的是如何生存,这是他们最基本的诉求。他们是共同构成了中国整个社会的肌体的微小细胞,不能忽视。

2020年是中共提出的实现全面脱贫的最后时间线,即便中国执政者能够做到在2020年全面脱贫,但也是在极低贫困线指标(家庭人均纯收入2,300元人民币/年,折算后每人每天可支配收入为6.3元人民币,相当于1美元左右)之下的脱贫,离真正让人民过上富足的小康生活,可能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让人欣慰的是,四中全会公报提出了“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可以看到,中共高层有意识地在平衡中国崛起这个时代命题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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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孙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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