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修例风波】北京提出“一国两制”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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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已经落幕,会议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说明均已公布。

习近平谈道:“决定稿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坚持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相衔接,统筹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统筹制度改革和制度运行,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语句上分析,“坚持和巩固什么”指向的是“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完善和发展什么”指向的是“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合在一起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的辨证关系,目的是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图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画面,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和回答了 “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政治问题。(新华社)

关于这点,整份文件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呈现。梳理和分析四中决定内容,既能看到它一再重申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在各个方面的具体呈现,比如“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法治、行政、经济、文化都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基础性要求,又有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制度建设和举措,来完善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多维新闻于6年前概括总结的“第五个现代化”。换言之,四中决定其实是在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通过深化改革来建成中国特色的“第五个现代化”。

这个逻辑和问题导向同样体现和贯彻于香港“一国两制”部分。四中决定这部分,一方面开宗明义地强调了“‘一国两制’是党领导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一项重要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要求坚持“‘一国’是实行‘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两制’从属和派生于‘一国’并统一于‘一国’之内”,“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特别行政区自身竞争力结合起来”,“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这都是重大制度和原则层面要坚持的内容。

当然,在坚持重大制度和原则的同时,一些说法需要细化和重新审视。比如,四中决定提到的“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何为爱国者,怎样界定爱国者,那些擅长投机的人是爱国者吗?那些真心支持“一国两制”但有不同意见的人是爱国者吗?过去多年以来,治港工作在界定爱国者时并没有一个令港人信服、严谨的定义,以至于被不少人利用和钻空子。

另一方面四中决定“一国两制”香港部分在完善和发展层面提出,“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依法行使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各项权力”,“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健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机制,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香港、澳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强对香港、澳门社会特别是公职人员和青少年的宪法和基本法教育、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增强香港、澳门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

这部分内容显然是对香港回归22年以来尤其是修例风波折射出的香港管治问题的系统性总结,既有在过去基础上的完善和发展,比如“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完善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又有首次出现的新说法新举措,比如“完善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的任免制度和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支持特别行政区强化执法力量”,“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强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换言之,在北京看来,这部分其实是因应治港工作的挑战,透过具体的举措和制度建设,来推动宪法和基本法规定的香港“一国两制”秩序与时俱进,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一国两制”部分,总结了香港回归22年以来尤其是修例风波折射出的管治问题。图为香港修例风波的街头一幕。(Getty)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四中全会关于香港部分其实通过“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提出了新的香港方案,是在整个国家朝向“第五个现代化”迈进的背景下,结合习近平时代国家战略需要和香港面临的各种管治问题,推动“一国两制”进入新阶段。

只是,考虑到“两制”下香港问题的复杂性和香港社会普遍存在的疑虑情绪,四中全会提出的香港方案在具体落地过程中要更加细化,注意方法和节奏。比如,“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这个以什么时机去推、怎样以港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和形式进行,需要认真考虑,尤其是要吸取2003年香港社会反基本法23条的教训。再如,“着力解决影响社会稳定和长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反映了北京逐步认识到困扰香港多年的民生问题,但具体什么才是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怎样去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这都需要进一步说明和实事求是地探讨。加强国情教育、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教育同样如此,这个本来是非常正常的工作,但考虑到“两制”之别,怎样以春风化雨地方式进行,需要足够的政治胸怀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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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应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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