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观察:四中会场之外的意识形态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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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4日,“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向公众开放的第一天,中宣部邀请200余位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参观展览。 (新华社)

“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也。”因为主题为太过理论和抽象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文稿全文在北京时间11月5日颁布之后,外界普遍理解为,这是中共对自己执政能力的一份目标规划以及其实现步骤。

如果就此认为,这只是一份事关执政党的文件的话,显然并不足够。作为一个“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政党,中共从未放松对包括政坛和民间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关注和塑造。

事关执政现代化的社会呼吁

就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幕场前,中南海于10月27日颁布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这距离中共前任总书记江泽民时期颁发的同类文件《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01年9月20日)已经过去18年。而中宣部在1994年8月23日印发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也即将在25年后迎来它的新版本——在庆祝自己建政70周年年前夕(2019年9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对《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进行审议。

除此之外,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0月底,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中央农办)、中国农业农村部、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等11个部门共同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 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对占据中国大陆总人口约40%的5.6亿农村人口进行道德引导。为此,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特意在10月29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让相关官员与媒体记者直面沟通。

改革开放后中共一度忽略其意识形态教育,但现在出现变化。(Reuters)

这种面向整个社会民众的道德范畴呼吁,看起来似乎与政治无关,却恰恰与中共高层目前最重视的政治议题息息相关。十九届四中全会开幕当天(2019年10月28日),中共党媒人民网在在题为《国家治理面临的风险挑战与有效应对》的文章中相对感性地表达为,“公民道德的建设与人性的光芒、国家的利益和命运息息相关,如果不能树立坚定信仰、形成公民美德,美好的生活方式和优良的政治秩序也难以实现。”四中决定全文则用中共一贯的党语言口吻表述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

由此可见,从江泽民时代到习近平时代,中共在历经大约20年的跨度之后,为了顺利推进执自身的执政现代化,将再一次面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全民道德教育。

从邓到习 未被忘却的道德建设

虽然相对于法制,道德似乎是一个无法用文字画出准绳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但是需要承认,法律与道德,确实是建立公序良俗、和谐稳定社会的两个保障。2016年12月9日下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带领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的主题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现场的习近平对掌控中国政治大势的另外24名政治局委员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

习近平还称:“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道德要得到遵守,必须提高全体人民道德素质。”显然,在中南海高层看来,要实现依法治国,不仅需要司法和权力系统对法律条款的发展和完善,也需要社会有“遵纪守法”这个道德范畴内的风气的形成。也这也解释了习近平为什么要在自己担任中共总书记的第二个任期,要重新发布属于自己“新时代”的公民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这两份实施纲要,乃至似乎是首次从中央层面发布针对农村风俗建设的指导意见。

查阅资料不难发现,早在中国推行改革开放之初,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就曾指出“对外开放,是会有苍蝇、蚊子飞进来”,这里的“苍蝇、蚊子”。就是中共批评的“个人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价值观。所以,邓小平也对当时的中共官员说,“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在之后逐步形成的唯GDP论的年代,连中共政坛都出现无法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趋势,并因此对社会价值取向形成负面影响,又何谈去引导民众的道德发展?

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曾预警“对外开放,是会有苍蝇、蚊子飞进来”,图为1979年邓小平(右)访美期间与美国前总统卡特总统会晤。(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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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月,在中国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Ge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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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28日,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思想,并在之后的中共十七大上被写入中共党章,图为2004年6月19日,胡锦涛(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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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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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一直是中共工作的重中之重。(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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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在江泽民时代中共高层已经因为腐败和拜金现象的泛滥,先后颁布过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道德建设相关实施纲要,江泽民还提出“以德治国”论;再到2006年,时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提出包含“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但是中国道德领域的诸多弊端一直缺乏明显效果的匡正和引导。

如何实现?

为什么在中国改革开放前30多年的过程中,包括官场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道德滑坡如此严重?这里面有改革开放过程中太过注重经济发展导致的金钱至上之类的道德观扭曲,也有制度不健全导致的价值观选择偏向。

“仓廪实而知荣辱”。如今,虽然人均GDP排名世界67位(2018年全球各国GDP排名)仍然需要继续提高,但是中国整体经济体量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当中国社会的物质财富已经有了足够的积累,道德短板的弥补成为理所应当的选择。或者说,中共高层的目的是要推动中国社会,不仅有物质财富,也有更多精神财富(如个人素质,社会风向)。乃至再提高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如何更好的塑造自己的国际形象。

不过,回到现实层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怎么如何实现这样的目标?除了对全民的道德号召,国家制度和政策中的利益分配规则的再调整也至关重要。所以,在中共十八大习近平成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仅开始反腐整(党)风,且在2013年6月28日至29日的中国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改进官员政绩考核方法手段,“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2016年年底政治局集体学习如何“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也在2017年的10月被写进中共十九大报告。

及至这次的中共十九大四中全会决定,中共给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步走目标,并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视为这一宏大战略的支撑。而本次四中全会前夕重新修订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则明确规定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方向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这种呼应证明了社会道德建设早已被中共归入自己执政现代化的范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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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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