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安邦智库创始人陈功:城市化如何颠覆世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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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11 21:29:05

虽然人与城市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各种关系,但鲜有人会认真思考:究竟是什么在促进城市的繁荣?我们对城市的理解缺少了什么?人与城市的本质关系为何?在不断追求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又付出了什么代价?

北京时间11月8日,由安邦智库主办的“中国POD城市发展论坛”在成都召开。多年来,安邦智库一直在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城市的发展理念与系统解决方案。2017年,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先生率先提出POD(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理念,即行人优先的城市空间策略和发展策略。论坛前不久,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具体到城市的发展与治理,也面临着如何从器物到理念的“现代化”问题。

为了进一步认识和理解中国正在急速进行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多维新闻专访了来自中外的多位专家、学者,由他们来解开中国城市化的“密码”。本篇访谈对象为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陈功曾著有《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此为访谈下篇。

城市化迅速发展之后,需要思考如何“纠偏”。(VCG)

多维:“危机三角”中,在解决经济危机到城市化这个箭头中,您提到“走出经济危机或是在经济危机平复之后,世界都会再度重启资本规模更大的城市化浪潮,似乎别无选择,绝无例外。”基于此,您提出了大致三个方向上的解决方案:政府拥有宏观调控力对“税债和资本的大规模‘报废与中止’”;第二是世界福利化;第三是世界范围内的货币改革。中国似乎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些许努力。如中国在深圳城市建设中的努力、中国的一带一路规划以及中国货币的国际化。当时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个模式来解释城市化?已经在各个方面都有所作为的中国,当前有着怎样潜在的“危机”?

陈功:我在《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中提出了“危机三角”模型,有一次我打开相关的书评,随便看了看,发现很多人看不懂,无法理解这个模型。其实,这个模型并非是数学表达式组成的那种模型,而是一种结构化的认识模型,是一种体系性的认识框架。大家也会注意到,现在很多人都在谈“个人观点”,这个很正常吧,有话就要讲出来,这就是观点,但这种电视上、杂志上、网站上的观点,通常不一定是学术上的,学术上的观点,靠得住的观点,一定是体系化的,要能前后贯通,要能自洽与解释。像这样的学术性质观点,而非博眼球的观点,靠的住的观点,最好是要能够用结构化模型来表达,“危机三角”模型,就是这样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框架。

这样的体系化表达,自然会有点难度,很多人看不懂,不能理解,很正常。从学术上讲,我毫无疑问是一个左翼政策学者,因此我才会认为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真的是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和缺陷,它并不完美,但又无法超越。所以,在这种体制轨道上,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均衡的意义以及失去均衡的可怕。“危机三角”模型中的道理,实际现在哪个国家都没做什么真正有效的事情,大家依旧在往危机的方向前进,只不过有快有慢。

“危机三角”模型,简单说就是一个死循环。城市化,建设需要集聚资本,没钱就去抢钱;城市化愈发展,资本集聚愈厉害,结果就是出现资本过剩;资本过剩,很容易导致经济危机,也包括金融危机;走出危机之后,还是接着另一波的城市化,包括不同层面的城市化。这就是“危机三角”模型的定义和解释,实际这是一个循环,只不过一波又一波在不同层面、以不同理由和口实的循环往复,这就是对于世界的一种认识。这个模型说着容易,但在现实中的表现,那都是惊涛骇浪,大起大落,完全是浪潮式的图景。我也承认,这的确是有点悲观主义色彩,但前景确实太微妙了,我实在乐观不起来。

对于《颠覆世界的城市化》一书,我当时希望采用的是一种图景式的表达方式,这样能唤醒人们的记忆,贴近实际,比纯理论的表达方式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思考。如果能够做到引起人们的思考,我认为那就足够了。

现实的城市,现实中的问题,太需要人们的认真思考了。我在书中提及的三种解决方法,实际都有点乌托邦式的,我在书中也是这样讲的。第一是政府权力的运用,那就是“报废与中止”,实际是财政减记,一笔勾销了,极端做法那就是战争,这个更简单。第二是全球福利化,那就是撒钱,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也撒了点,但争议很大,大家在网站上就看见不少。第三是,全球性的货币改革,解决货币过滥、过多的问题,现在有点苗头,但同样争议很大。我是倾向黄金本位的,很多人说要搞比特币。不过,争来争去,八字没一撇,因为地缘资本主义的时代,说了算的是地缘实力,其他无论软硬,都不算是真实力。美元实际就是一种地缘货币,过去的英镑也是,有了地缘实力,才能推而广之,这可能就大大超出了金融学所能理解的范畴了。无论怎样,大家可以看到,现实只要与理念、概念一接轨,问题和冲突就爆发了,简单的模型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回到现实中来,拿深圳来说,深圳仅仅是一个城市,城市命运不由它自己掌握。“危机三角”模型说的很清楚,危机很难躲的过去,该发生的一定会发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它现在可以过的比别人好,想出各种概念谋发展,但躲不过大危机。深圳的过去和现在,甚至将来都一样,就是在竞争中发展,要争取比别的城市好一点。发展到一定程度,比如人均财富水平接近或者超过发达国家了,那就要开始倾向于均衡发展,要追求均衡,城市发展政策不能太激进,挖空心思,追求永远的高速增长,那是不切实际的,尽管它叫深圳。

“一带一路”倡议,实际是符合“危机三角”模型理论的,但同样存在矛盾和争议,也正是这种矛盾和争议的存在,导致“一带一路”呈现出了阶段性变化。开始是“新丝绸之路”,后来是“一带一路”;开始时国内国外一盘棋,沿海和内陆一盘棋,后来是只有沿海,没有内陆了;开始是国家级的开放,大家一起“走出去”,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后来是基本都是央企才够资格真能“走出去”;开始是全产业链的布局,大家一起走,后来是只有基础设施一枝独秀了;开始是“一带一路”战略,后来是“一带一路”倡议了,“战略”两个字不提了。种种变化非常明显,本来是奔着“福利的全球化”,结果却不尽如人意,不但表明了“危机三角”的客观效应和客观存在,而且解决起来非常困难。

再来看看人民币的国际化,应该说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推动全球货币的改革,国际舞台上的角色多一个,声音就多一个,但地缘资本主义的现实,也让我们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再加上动手晚,没有把握好窗口期,在争议中犹豫迟疑,实际进展不小,但步伐不大。至于将来,人民币看起来不是国际化的问题,而是能不能稳住的问题。也许能稳住货币就不错了,但我依然认为,管它汇率高低,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化道路不能动摇。只要动摇了这个方向,压力就全在国内了,在国际上的议价筹码更少,更加麻烦。

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理论和现实从来都是在一起的,至于明白不明白,能不能这样去做,那是另一回事了。至少世界上的人不能说,你们中国人只会乱来蛮干,什么都不明白。其实,中国也有人明白,只是历史和现实并不尽如人意。

多维:《颠覆世界的城市化》这本书是在2016年写的,两年过去了,您对于您书中的理论有哪些补充以及修正,又有哪些是在两年过程中被实践验证了的?

陈功:回想一下这本书,今天的感觉还是很有趣,我不是那种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一定要别人痛苦的人,但时至今日,我看到的现实,依然是只有遗憾,而未发现错误。遗憾的地方在于,书里面还有不少地方没有讲透,应该再强调,再深入解释,那样也许会有更多的人明白和理解;正确的地方在于,事情还在继续向意料中的方向发展,而且形势愈来愈严峻,现在恐怕只有国家发改委还在发声明不承认形势严峻,甚至连过去不可能承认的人,也在以某种方式承认这种严峻形势了。

当然,事情有缓有急,有起伏高低,很容易为人所忽略,甚至让有错误认识的人以为正确。现在的研究报道很多,名人很多,有很多人就在讲,你说的那么悲观,你看现在的世界经济,包括美国经济不是依然很好?意思是说,我过去讲对了,你讲错了。这些纠缠的问题,圈层都比较低,比较微观。其实,这是不同研究层面的问题,研究是分层面的,大多数经济和金融学说,在整个经济体系中还是相对比较微观的,它们往往是用假定条件来做防火墙,来做区隔,让问题变得简单化。搞学问,做理论可以这样,但这样的习惯如果放到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那就大成问题了。

对与错,还是要来看看现实。

数年之后,今天的城市化比过去是不是更为普遍了?现在不仅仅是中国,印度是不是也在复制中国的道路?中国是不是正在输出城市化的模式?全世界是不是又在掀起新一轮的货币宽松?如果对这些不了解,那没关系,新闻报道中很容易就可看到,不久前欧洲和美联储都相继恢复了货币宽松政策,原来还准备加息,在短短几个月的乐观之后,现在是一风吹了。其中欧洲的步伐大,美国的步伐相对谨慎。因为达不到货币宽松的预想规模和速度,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为了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还跟美联储大吵大闹,把火儿都撒在联储主席的头上。对自己任命的这个联储主席公开深表后悔。

在我看来,情况还没有根本的改变,那个“危机三角”模型还在令人恼火的发挥着作用,今后是不是能够更加乐观一点,也非常不好说。都说现代中国人,最着急的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情是“找钱”,另一件事情是“找路”。“找钱”可以去找银行,找资本市场,“找路”恐怕就要找智库了,找那些研究公共政策的人。只不过,他们有时提供的意见,并不会令人高兴,这也代表和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现实,虽然它并不是那么的经典,至少今天还不是,但也许明天就是了。对我来说,所有这些都是别人的事情,我并不在意。

多维:您曾提到,“虚浮而夸张的城市化,它的脚步也有停顿下来的那一天。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事情立即会显现出本来的面目。”所谓的“本来的面目”是怎样的?中国目前能做些什么以应对这一天的到来?

陈功:中国今后怎么办?现在已经到了抓好资本市场的关键阶段。要明白的是两件事,首先是要承认资本过剩,其次要明白资本过剩是问题根源。现在的资本过剩除了表现为惊人的产能过剩之外,还表现为股市和其他资本市场领域的大麻烦。曾几何时,中国资本市场推陈出新,要搞个熔断机制,结果在别人那里没事,在中国资本市场,就有资本兴风作浪,制造出来大麻烦,结果让那时的证监会主席都黯然下了台,可以想象资本的能量有多大。在今年,中央开始给很多省份配上了主管金融的副省长,这是前所未有的举措,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同样也显示了资本和资本过剩的麻烦究竟有多大!

所以,现在还不承认中国有资本过剩,就不太正常了。承认资本过剩,就还要承认这是个大问题。如果说中国以往的发展和建设,重点是产业和项目,那么今后中国的发展,愈来愈大的取决于资本,取决资本市场的建设。我一直有这么个看法,如果要给国务院总理提个重要的建议,那就是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别再抓项目了,要抓市场建设,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本市场的建设。我的看法是总书记,政治上管方向,经济上管项目;总理则正好相反,应该是政治上管项目,经济上管方向。这里的项目,指的是重大项目,方向是指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不能错位,错位就会乱,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同这一点。

中国未来还有机会,但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现在要下定决心,解决资本市场的建设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在资本过剩的条件下,回旋余地和空间就很小,有点风吹草动,就会天摇地动。所以,资本市场是个重要的抓手,是当今发展阶段的关键,资本市场搞好了,资本过剩虽然也会制造问题,但消纳的空间大,余地大,危机即便爆发,也不会有大麻烦,最多过几天苦日子,忍一忍还是能过去的。如果不这样做,今天这个项目重要,明天那个项目重要,决策层全忙的是风险投资家的活儿,那中国的发展就会有大麻烦。

我是真的希望中国的决策层,在抓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上,要有共识,要凝聚共识,要能够全力以赴,管它中美贸易战天摇地动,但这个事情不能轻易动摇。

多维:对于城市化发展,您认为城市需要回归人性,城市的建造者需要精通于哲学。该如何理解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人性和哲学”?

陈功:实际每个城市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城市的决策者也都有自己的理想,一旦有了机会,就会将自己的理想或者梦想,总之是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这个过程没有问题,没有错误,关键是梦想和理想是怎样的?标准和方向是怎样的,显然这些就是价值观的问题了。所以,我说城市的发展,关键看城市哲学,世界上每一个城市外表的深层,都隐藏着不同的城市哲学。在中国,你觉得有16条车道的宽马路那是一种美;在欧洲,有人就觉着很糟糕,他们觉着那种不到10米宽的人车混合道,很美,很舒服,很方便。这其中的差别缘由,起决定作用的是城市哲学,而非技术,而非标准。

在城市中,很多人都知道规划很重要,但你能把人们的生活规划好吗?上帝都做不到,但我们偏偏是这样做的,商店变成了远离生活中心的奥特莱斯,你必须开车去买酱油,规划一旦这样做了,生活就要被迫跟随,没得选择。所以城市规划实际是在强迫人们按照个别人所设计的模式去生活,这非常荒谬,但确实是存在并且还在发展。这个时候你能怎么办?当然要寄希望于城市哲学,希望掌握着规划权力的人,他的城市哲学能够具有更多一点的历史观,能够有更多一点的现代性,为人性给出更多的空间。这种时候,城市哲学就会发挥极为重大的作用。城市哲学,其实一点都不玄乎,就是不理解的人太多,一知半解的人更多。

那么城市已经这样了,条条块块都画好了,今后应该怎么做?

经典的城市,总是那种有能力、有空间,实现有机成长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能够自我修复,自我适应,即便有缺点,也能自我修复。如果一张白纸,密密麻麻,什么都画满了,那就只能靠城市更新了。所谓城市更新,实际决策层很有远见,就是要大家在城市建设的存量基础上谋发展,1+1=2是一种方式,这是过去;现在要做的是,1=N,要在1的基础上,千变万化,搞出来N,确保城市永不落伍。这也是一种发展方式,这就是城市更新。实际上每一个建筑师,都会告诉你这一点,他们有的是办法和手法,可以确保把老旧的建筑,废弃的建筑,惹人厌、碍人眼的棚户区,重新设计成为人人叹为观止的新建筑。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城市哲学,给人以更多的空间,不要一味的强调生产,有时也要强调生活,这才是城市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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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萧予 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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